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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一班刊物競成三”

  日後北大學生的追懷與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國民》的天下,這不對,帶進《國故》的視野,歷史場景才比較完整。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運動“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

  日後成為著名作家的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其中有:“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競成三。”自注說:“先是北大中國文學門班中同學主持期刊凡三,《新潮》為其之一”。也就是說,同班同學中,除了以“文藝復興”相號召的《新潮》,還有主張“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的《國故》,以及提倡“新舊學說並行、東西文化並重”的《國民》。這三個雜誌存在時間都不長,但影響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國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國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關心的是,當初鼎足而三,可幾十年來,眾多追憶文章,為何獨缺了《國故》?《國故》同人怎麼了,為何難見其自述或追憶?如此任人評說,是否有失公允?

  北大哲學門1915級學生、著名哲學家馮友蘭(1895-1990),在《三鬆堂自序》中稱,趕上了新文化運動,但沒能趕上火燒趙家樓,有點遺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中,馮先生提及:“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由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的。派別是有的,但是只有文鬥,沒有武鬥。”此文撰寫於文革結束之後,故有“文鬥”、“武鬥”一說。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年畢業的馮友蘭,感受到了山雨欲來的大氛圍,但未曾真正介入,故不太理解日後鬧翻了天的“新舊論爭”。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學轉入北大哲學系的章廷謙(筆名川島,1901-1981),畢業後留校任蔡元培辦公室西文秘書兼哲學系助教,一直追隨魯迅,成為其忘年交。曾在廈門大學、西南聯大等任教,1946年起長期執教於北大中文系。因畢竟是後來者,對新舊之爭的內幕了解甚少。比如稱《少年中國》月刊,“在當時,至少我有這樣的感覺:是和《新青年》、《新潮》兩個雜誌鼎足而三的”(《少年中國學會》,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憑良心說,就是當時的《國故》雜誌不愛看”(《“五四”雜憶》,《文藝報》1959年8期)。作為熱心政治的“新青年”,不看《國故》很正常,但為何談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新生活》、《少年中國》,而只字未提許德珩等編輯的《國民》?

  1917年考進北大國文門、日後成為著名史學家的鄭天挺(1899-1981),自稱功底差,天天泡圖書館,“兩耳不聞窗外事”。1933年起,鄭先生出任北京大學秘書長,一直堅持到1950年。1952年院系調整,奉調到南開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他的自傳是晚年在兒子的幫助下撰寫的:“這時北大的同學很活躍,有三種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國民》、《國故》,但我們班的同學卻仍然各自埋頭讀書,很少參加活動。記得有一人給《國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學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認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識,頗不以為然。我很受這種思想影響,後來不敢、也不願以自己文章就正於人,因而亦就很少寫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學,也多如此。”

  北大哲學門1916級學生顧頡剛(1892-1980),念書時,經常與同宿舍的傅斯年高談闊論。《新潮》創辦時,顧在蘇州養病,仍是首批入社的21人之一。1920年,顧發表《我們最要緊著手的兩種運動》,提出:“我們應覺悟,我們若是誠心要改造政治,總不要用政治來改造政治,務要用社會來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會。要去改造社會,先要使全國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機會,自然社會文化會漸漸提高起來,才能夠造成有實力的輿論、有價值的公意。”此文題目下面,有“教育運動”、“學術運動”兩個標語,很能體現胡適的影響以及《新潮》同人的趣味。這就難怪,日後顧頡剛會說老同學“薛祥綏、張煊、羅常培等則辦起《國故》來,提倡‘保存國粹',並推劉師培作社長,堅決地和《新潮》唱對台戲”,實在是不明時勢(《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但從來不評價許德珩等人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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