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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重要的羅常培,日後在學業上取得很大成績。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羅常培(1898-1958),早年醉心古典,記錄整理劉師培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大學畢業後,轉入哲學系半工半讀。正是因其及早改換門庭,走出“國故”社的陷阱,日後才能進入主流學界。羅常培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並任第一任所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羅先生,正努力追求進步,積極參加思想改造,也很得政府信任,羅常培後來也不願提及那倒黴的《國故》。從《紀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新華書店,1949年),到《第一個五四文藝晚會的回憶並懷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報》)、《從朦朧到光明》(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報日刊》)、《紀念“五四”要和資產階級劃清思想界限》(1952年5月4日《光明日報》),再到《自傳》(《羅常培紀念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4年),羅先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國故》雜誌。談及“五四”時,他更願意追憶的是西南聯大時期,如何和聞一多等不顧當局高壓,發起紀念“五四”的文藝晚會。

  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好不容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版的《新光》雜誌1卷6期上,找到了《國故》骨幹俞士鎮的《居憶舊錄.一、劉申叔先生》,其中有這麼一段:“戊己之交,新思潮方熾,餘與同學輩請於校長蔡孑民先生,創設《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並撥給校舍一椽,為辦公處所。遂推舉先師及黃季剛先生任總編輯。……月刊之創也,志在整理舊貫,與校中《新潮》等刊物並行不悖也,外間不察,肆為鼓簧之論,報紙如《公言報》等,徑謂:‘劉黃諸氏,以陳胡等(指陳獨秀胡適)與學生結合,有種種印刷物發行,故組織一種刊物,名曰《國故》月刊。'而各書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思潮之敵《國故》月刊'之幟,道路流傳,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師,先師憂憤內結,遂以不起。嗟嗟!《國故》誕生,乃反足以促先師之死,是則又豈餘儕所及料耶!”這是目前我唯一見到的《國故》同人的自我辯護,值得全文抄錄。不過,這位活躍於淪陷時期北京學界的俞士鎮,在此後的中國政壇及學界,都不被關注。

  不是說“一班刊物競成三”嗎,日後的追憶文字,為何只提《新潮》和《國民》,而不太涉及《國故》?除了該雜誌被定位為“反對新文化運動”,成了反派角色,更因當初國文門1916級大多數同學參加的《國故》月刊,在思想及學術上,確實沒能打開一片新天地;即便“整理國故”的業績,也都不及新潮社的傅斯年、顧頡剛等。時代大潮浩浩蕩蕩,自有其合理性。對於當事人來說,被拋離主流,長期不得志,即便有業績,也不被記憶。因此,作為後來者,我們更應該努力理解“五四”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五四”是不是激進,當然激進,不激進無法衝破各種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錮與牢籠。我們要追問的是,何以以激進著稱的北大,內部竟也如此“四分五裂”?歷史最後選擇了什麼道路,不完全由當事人的意願決定。日後北大學生的追懷與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國民》的天下,這不對,帶進《國故》的視野,歷史場景才比較完整。一班同學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運動“鐵板一塊”,那是很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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