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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陌生的鄰居(下)

http://www.CRNTT.com   2011-07-03 09:51:36

3 　　1924年，泰戈爾訪華事件，是觀察這一時期中印交往的重要樣本。 　　當時，一戰的慘痛記憶正使西方重新燃起對靜謐而陌生的東方文化的敬慕之情。而此前，泰戈爾憑借歌頌神與愛的詩集《吉檀迦利》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泰戈爾的成就是廣泛的，但他卻一直被看作“來自東方的偉大的神秘主義者”。在歐美廣泛的游歷過程中，他一方面宣傳東方的精神文明，一方面也為藉此理念而建的國際學校募款。但是在決定前往同屬東方文明的中國時，泰戈爾卻隱隱有一種憂慮。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泰戈爾寫道：“我要到中國去，以什麼身份，我不知道。是作為詩人呢？還是要帶去好的忠告和健全的常識呢？” 　　此前，中國絕大多數關於泰戈爾的討論都是以他的英文作品和相當有限的翻譯成中文的作品為基礎；沒有人知道泰戈爾極為多樣的、以孟加拉語寫作的詩歌和散文。 　　至少在剛到中國時，泰戈爾還保持著他在全世界演講時的一貫口徑：“餘此次來華講演，其目的在希望亞細亞文化、東洋思想複活。現在亞細亞青年迎合歐美文化。然大戰以來，竟暴露人類相食之醜態，西洋文明瀕於破產。人類救濟之要諦，仍在東洋思想複活之旗幟下，由日本、中國、印度三大國民，堅相提攜。” 　　但結果卻是泰戈爾意想不到的。在同一天刊發的一篇文章中，茅盾聲稱：“我們決定不歡迎大聲歌頌東方文明，把我們的年輕人領向這個文明，使他們在沉思中尋求慰藉並受到毒害的泰戈爾……對於受國內軍閥主義和國外帝國主義壓迫的我們來說，沒有時間去做夢了。” 　　郭沫若表示，泰戈爾鼓吹的“愛的福音”不過是有閑階級的“嗎啡和椰子酒”、“無產階級的鐵鎖”。 　　聞一多看到了一種文學上的危險：“今天我們的詩歌已經是相當空洞、虛弱，過於智性而無形式的了。如果我們在這些東西上再加上泰戈爾的影響的話，我們只能加重這種疾病……” 　　陳獨秀的攻擊最為尖刻，毫不留情。“此時出版界很時髦似的翻譯泰戈爾的著作，我們不知道有什麼意義！”他在《中國青年》上撰文，儘管他本人正是泰戈爾最早的譯者之一，“昏亂的老、莊思想，加上昏亂的佛教思想，我們已經受夠了，已經感到印度人之賜不少了，現在不必又加上泰戈爾了！” 　　在這場論爭中，魯迅沒有發表太多公開言論，但他秉承了一貫的諷刺態度，尤其是對梁啟超、徐志摩等東道主們諷刺尤深。魯迅說，這些人把泰戈爾弄得像“一個活神仙”，為的卻是增進他們自己的文學水準和虛榮心。 　　到達上海後的第一次談話中，泰戈爾就談到了一種緊張的情緒。他決定以詩人的身份化解這一危機：“詩人的使命是吸引在空氣中尚不可聽聞的聲音；在尚未實現的夢想中激發信念；把尚未誕生的花朵的最初的趨勢引進一個懷疑的世界。” 　　4 　　梁啟超作為促成泰戈爾訪華的關鍵人物之一，對泰戈爾的歡迎是不遺餘力的。 　　當時，梁啟超剛剛結束一年的歐洲之行。一戰後的累累傷痕，也讓他完成了從反對中國傳統文化到欲以中國文化拯救西方文明的思想轉變。這使得他與泰戈爾有一種惺惺相惜的默契。 　　在泰戈爾北京演講的介紹中，梁啟超首先回顧了中印歷史上的交往，並稱印度文明是中國文明的大哥。他對泰戈爾的來訪也寄予著厚望：“我們用一千多年前洛陽人士歡迎攝摩騰的情緒來歡迎泰戈爾哥哥，用長安人士歡迎鳩摩羅什的情緒來歡迎泰戈爾哥哥，用廬山人士歡迎真諦的情緒來歡迎泰戈爾哥哥……我盼望他這回訪問中國所發生的好影響，不在鳩摩羅什和真諦之下。” 　　與梁啟超一樣，同樣對泰戈爾表示歡迎的還包括梁漱溟和辜鴻銘等一批與泰戈爾同具東方文化認同感的人，但他們與泰戈爾也存在著分歧。 　　在梁漱溟看來，印度文化不可能挽救西方的精神危機。“印度文化只在遙遠的未來，”梁漱溟說，“代表現在文化的是中國。” 　　以狂傲著稱的辜鴻銘去火車站迎接了泰戈爾，並留下頗具史料價值的合影，但兩人的思想卻有些貌合神離。泰戈爾把中國、印度和日本合稱東方文明的代表，而辜鴻銘則把中國文明與東方文明並列來談。不僅如此，他還堅持認為中國文明的停滯不前，罪魁禍首就在於印度佛教和西方文明的傳入。他一方面熱忱地歡迎泰戈爾，一方面在法國的《辯論報》上撰文：“讓泰戈爾去當詩人吧！讓他去歌唱吧！不過讓他不要來給我們講授什麼文明課。” 　　5月10日，泰戈爾在北京進行第二次演講。以前他總是信口講來，滔滔不絕，這次卻準備了講稿。他的態度激昂，尤其是談到西方的物質文明已經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時，更是慷慨陳詞，憤慨之情，溢於言表：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的畸形發展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精神危機。他讚揚中國和印度注重愛與和平的精神價值，提醒東方國家不應盲目效仿西方文明。他提倡用“愛”解救受苦的人類，使東方文化重新崛起於世界。 　　在泰戈爾演講即將結束時，場中就有人開始散發“送泰戈爾”的傳單，一時間會場出現騷動。傳單中羅列了泰戈爾的幾條“罪狀”，其中一條是：“泰戈爾先生盛贊梵天的隱忍……因此我們抗議，以一切受壓迫的人的名義，以一切受迫害的階級的名義，抗議泰戈爾先生……我們還要抗議邀請泰戈爾來以這樣的方式催眠和毒害中國青年的那個半官方的文學界，這些文人用他的才幹來向中國的青年灌輸他們保守和反動的傾向。” 　　在此前的演講中，泰戈爾也曾遇到公然的批判，但這一次終於使他決定適可而止。他取消了剩下的公眾演說，只在私下場合會見一些文化名流。 　　在離開中國前的最後一次講話中，泰戈爾表現出來的心境已與來時大不相同： 　　“你們一部分的國人曾經擔著憂心，怕我從印度帶來提倡精神生活的傳染毒症，怕我動搖你們崇拜金錢與物質主義的強悍的信仰。我現在可以吩咐曾經擔憂的諸君，我是絕對的不曾存心與他們作對；我沒有力量阻止他們健旺與進步的前程，我沒有本事可以阻止人們奔向貿利的鬧市。我甚至可以向他們保證，我也沒有讓一個懷疑論者信服他有靈魂，我確定他們在得知結果後會原諒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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