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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于建嶸的理想和現實

http://www.CRNTT.com   2013-10-11 11:09:35

“不是掛職，這是我的本職工作” 　　上任不到一周，於建嶸就開始為新角色忙碌。 　　2013年9月21日，記者在上海見到了來滬為安章村進行村莊設計規劃的於建嶸。他不斷向人們展示村莊的未來規劃圖，嘴裡念叨著“怎麼樣，咱們村要是這樣就很漂亮吧？”  　　已經將“咱們村”掛在嘴邊的於建嶸，卻對“掛職”村主任助理有自己的說法：“那些只是人們的炒作。我是搞農村研究的，我到什麼地方去，其實這本身就是我的本職工作。一些非本職工作的如果去做這些事情，可能是掛職，但我顯然不是。” 　　專注農村研究，緣於於建嶸特殊的人生經歷。 　　1967年，參加過游擊隊的父親被打成“土匪”，於建嶸全家下放到湖南農村，成了沒有戶口的“黑人”。8歲時，父親托人送他上小學，他的“黑人”身份甚至讓班長帶人拖他出教室。小學沒書念，一家人七八年間換了無數個地方。 　　或許正是這段經歷，讓於建嶸對底層民眾的生活和權益保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次，於建嶸在廣東公開演講，有聽眾說你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站在底層立場說話，應該代表自己的階層說話。他指著台下一個快60歲的婦女說：“她是我的親姐姐，在湖南下崗了，現在來廣東當保姆。她是從報紙上看到我來演講，求東家給了3個小時假來見我的。這就是我的階級，我幫自己的親人說幾句話也錯了？”  　　命運在1979年發生轉折。那年高考，於建嶸成為學校僅有的4個考上大學的學生之一，考入湖南師範學院（現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大學畢業後，他先是做《衡陽日報》的記者，1987年離職當刑辯律師。 　　1990年代初，才三十出頭的於建嶸就賺到了人生的第一筆巨款，200萬元。而當時中國城市人口的月薪不過百元。意氣風發的他買了部日本進口車，一台磚頭大的手提電話，到各地和教師、專家聊天，尋訪人生的意義。最終，他遇到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 　　於建嶸選擇了“鄉村政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此時的他，沒有埋入圖書館的故紙堆，而是一頭扎進鄉村，做田野調查。他沿著毛澤東當年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走過的路線，進行廣泛的農村考察，並選擇了湖南第一個農民協會發源地的村莊作為調查點。一年後，他寫出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岳村政治》。 　　多年之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調侃於建嶸的獨特本事：“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臟的農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2001年博士畢業後，於建嶸進入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一直工作至今。“從我的博士論文開始，我就一直在農村考察、做研究，走過的村莊無數。”不過他也坦言，此次選擇安章村做研究，有機緣巧合的一面。 　　2013年8月，於建嶸應邀到安章村考察，當時就覺得這個傳統的村落需要更多的發展方向，需要一些新的發展思路，需要尋求合作，便向黔西南州的一位領導提出來。後者當即對他說：“專家不能只動口不動手，怎麼做，給些經驗。” 　　後來黔西南州和興義市的一些領導，以及安章村的村支書來到於建嶸北京的家中，雙方很快就談到一起。於建嶸提了一個要求：“我要進村，不去縣裡，也不去鄉鎮，就去做你們的村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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