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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于建嶸的理想和現實

http://www.CRNTT.com   2013-10-11 11:09:35  


 
“不是掛職,這是我的本職工作”

  上任不到一周,於建嶸就開始為新角色忙碌。

  2013年9月21日,記者在上海見到了來滬為安章村進行村莊設計規劃的於建嶸。他不斷向人們展示村莊的未來規劃圖,嘴裡念叨著“怎麼樣,咱們村要是這樣就很漂亮吧?” 

  已經將“咱們村”掛在嘴邊的於建嶸,卻對“掛職”村主任助理有自己的說法:“那些只是人們的炒作。我是搞農村研究的,我到什麼地方去,其實這本身就是我的本職工作。一些非本職工作的如果去做這些事情,可能是掛職,但我顯然不是。”

  專注農村研究,緣於於建嶸特殊的人生經歷。

  1967年,參加過游擊隊的父親被打成“土匪”,於建嶸全家下放到湖南農村,成了沒有戶口的“黑人”。8歲時,父親托人送他上小學,他的“黑人”身份甚至讓班長帶人拖他出教室。小學沒書念,一家人七八年間換了無數個地方。

  或許正是這段經歷,讓於建嶸對底層民眾的生活和權益保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一次,於建嶸在廣東公開演講,有聽眾說你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不應該站在底層立場說話,應該代表自己的階層說話。他指著台下一個快60歲的婦女說:“她是我的親姐姐,在湖南下崗了,現在來廣東當保姆。她是從報紙上看到我來演講,求東家給了3個小時假來見我的。這就是我的階級,我幫自己的親人說幾句話也錯了?” 

  命運在1979年發生轉折。那年高考,於建嶸成為學校僅有的4個考上大學的學生之一,考入湖南師範學院(現湖南師範大學)政治系。大學畢業後,他先是做《衡陽日報》的記者,1987年離職當刑辯律師。

  1990年代初,才三十出頭的於建嶸就賺到了人生的第一筆巨款,200萬元。而當時中國城市人口的月薪不過百元。意氣風發的他買了部日本進口車,一台磚頭大的手提電話,到各地和教師、專家聊天,尋訪人生的意義。最終,他遇到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

  於建嶸選擇了“鄉村政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此時的他,沒有埋入圖書館的故紙堆,而是一頭扎進鄉村,做田野調查。他沿著毛澤東當年寫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走過的路線,進行廣泛的農村考察,並選擇了湖南第一個農民協會發源地的村莊作為調查點。一年後,他寫出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岳村政治》。

  多年之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調侃於建嶸的獨特本事:“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臟的農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2001年博士畢業後,於建嶸進入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一直工作至今。“從我的博士論文開始,我就一直在農村考察、做研究,走過的村莊無數。”不過他也坦言,此次選擇安章村做研究,有機緣巧合的一面。

  2013年8月,於建嶸應邀到安章村考察,當時就覺得這個傳統的村落需要更多的發展方向,需要一些新的發展思路,需要尋求合作,便向黔西南州的一位領導提出來。後者當即對他說:“專家不能只動口不動手,怎麼做,給些經驗。”

  後來黔西南州和興義市的一些領導,以及安章村的村支書來到於建嶸北京的家中,雙方很快就談到一起。於建嶸提了一個要求:“我要進村,不去縣裡,也不去鄉鎮,就去做你們的村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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