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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2002年,張藝謀拍出新片《英雄》,這部關於秦始皇的影片引起激烈爭議。
 
  “反政府”肯定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張藝謀有理由進行反駁。縱觀他此前任何一部影片,都找不出任何“反政府”的蛛絲馬跡。比較起來,含有殺氣的只有《紅高粱》,但是殺掉的是本來不該在這個位置上的李大頭;而抱著自制炸彈衝向日本鬼子,與政府一貫提倡的精神並無任何衝突。繼而在《菊豆》當中,唯唯諾諾的楊天青對於族中長老們所作出的決定,不管多麼不合理,只有點頭稱是。如果說在最早兩部影片中,仍然存在著與權威的某種緊張關係,但是越到後來,這種緊張關係越淡,乃至漸漸消除。《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最高權威老爺子很少露面,從他發出的聲音和指令來判斷,他只是一個和顔悅色的人,不管是對待不同的太太還是僕人,從來也不曾表露一點凶惡殘暴,鬧騰的只是幾位爭風吃醋的太太,他本人身處局外,並不是這一切不幸的根源。在《秋菊》和《一個也不能少》中,與更高權威的關係,已經成了“和諧社會”中領導與群眾的關係,矛盾的起點和框架是在另外一些層面上,只要找到更高級別的領導,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

  《活著》當中的縣委書記雖然開車無意壓死了福貴的兒子,但是影片正是要避開這位書記的責任以及所謂“歷史”的責任,避免弄成一種“控訴”型的。其他如《有話好好說》中,葛優扮演的警察更像是思想教育工作者,嘮嘮叨叨地叮囑關押七天被釋放的人,不要再重複這條道路。及至《我的父親母親》與《幸福時光》,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已經全部撤除,尤其是在影像方面,它們已經做到了與主旋律電影不分軒轅的地步,這兩部影片在國內的票房與口碑的業績都十分平平,觀眾對此感到十分失望。看來,經過許多年的歷練和調整之後,張藝謀電影要“修成正果”了。2002年,張藝謀拍出新片《英雄》。這部關於秦始皇的影片引起激烈爭議,在國內,它贏得了中國最高電影獎項——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以及最佳合拍獎、最佳錄音獎、最佳美術獎,但是在媒體上和網絡上所遇到的批評也是空前的。

  《英雄》的主要人物無名這樣出場介紹自己:“我。自幼便為孤兒,也沒有名字,人稱‘無名’。人若無名,則可專心練劍。”又是一個在身份問題上遭遇巨大麻煩的人!

  而這樣的“麻煩”同樣又給當事人提供了常人所不可比擬的自由空間: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創下一般人不能難以想象的業績,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完全不受世俗社會的限制。因此,當他只身來到戒備森嚴的秦王宮,聲稱自己已經打敗了擾亂秦王好夢的三名著名的刺客(長空、殘劍、飛雪),這倒令人可以接受。整個影片主要是建立在他與秦王面對面的陳述之上,他在殿上講述了。 

  (作者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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