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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這部影片努力通過強烈的色彩和音樂,渲染一種所謂“張揚”的人性,但是從實際故事所透露出來的,是一種欲居於眾人之上的征服性,是甩開膀子與他人爭奪拼搶,是追求一種獨占鰲頭、獨居上風。因此,與其說它們是一種原始激情,不如說是要求重新分配的社會性衝動。那曾經將他排除在外的現有秩序,最終是供他用來踐踏和翻身上馬的。在這裡,可以看出所謂游民意識與農民造反意識的不同。造反的農民在動手之前是要講一番道理的,“替天行道”也好,“劫富濟貧”也好,甚至有一番重整天下的雄心。對於游民來說,這些都太迂闊和顯得多餘,他更喜歡只身一人,通過一些非常手段,打開一些缺口,順勢進入現有秩序(先前他被排除在外),將自己安排在這個秩序的頂部,而完全不需要觸動這個秩序本身。在這個意義上,薑文所演繹的故事可以叫做“一個人的造反”,那些在風中嘩嘩作響的遍地高粱和大片落日,就是這個光杆司令的影子部隊和參謀部。

  無論如何,這部影片中所謂“痛快淋漓”的一面還是被人們誇大了。在“我爺爺”虛張聲勢的內層,有另外一個“我爺爺”的形象。這個“我爺爺”精明老道,埋頭算自己的進帳,不傷筋動骨,對外界不聞不問。當“我奶奶”被綁匪帶走十萬火急之時,“我爺爺”四腳朝天躺在酒缸裡享受,如同嬰兒一般;當他事後去找黑三炮算帳,勢利刻薄的肉鋪老板拿牛頭怠慢他,他抱怨了幾句,還是接受了;而當他得知黑三炮並沒有動過他的“女人”(這是他最為關心的),他不管方才還向這個土匪跪下叩頭請罪所受的羞辱,也不管他的女人所受的委屈,以及所損失的三千兩白銀,毫發不傷地將這個土匪頭子放掉了。他的原則是依據自己所受的損失,他知道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退。最終當劉羅漢當八路被日本人剝了皮,覺得不能忍受下去而發誓打鬼子汽車的是他的媳婦“我奶奶”,而不是他本人。他的血性並沒有及時發作。實際上如果是一種發作性的激情,即意味著一種缺乏邏輯、不可預期的東西,從不知何處冒出來,也可能不冒出來;這種激情的出發點,其實是一個虛無主義的深淵。

  從表面上看,《菊豆》中的主人公楊天青有著與《紅高粱》中“我爺爺”完全相反的性格:一個敢作敢為,一個畏縮不前,但細細分析起來,將會發現他們在文化性格上屬於同一種人。這部電影由劉恒的小說《伏羲伏羲》改編,原小說中並不存在染坊這個細節,將地點改成染坊是張藝謀在劇本修改時加上去的。在後來拍攝的影片《活著》中,其中的皮影戲也是張藝謀的靈感。甚至在《我的父親母親》當中,也有一個客串四方的補碗老人。實際上,擁有一門屬於自己的手藝,無根的漂流人便有了一根拐杖,有了一份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資本,或者一份屬於自己的空間或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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