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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永懷經國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2 08:11:32  


 
  民國73年(1984)6月,經國先生請沈昌煥秘書長通知我,接替陳履安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負責政黨外交。我聞訊惶恐萬分,因為當時我還不到34歲,家父也還是中央黨部考紀會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屬。當然,經國先生的安排,主要考量是為刷新國民黨百年老店的老邁形象。他用心良苦,我當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黨部以後,即經常與外國議員、學者及記者互動,說明黨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誤解, 舉行記者會次數為歷來最多,也經常出國參加國際政黨活動,建立聯繫。同時,也透過這些國際政黨組織如“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舉辦的活動,見到許多外國“元首”與政要,每次回國都會在中常會報告,讓大家知道國民黨跟外國友好政黨聯繫的成果。這項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黨數由40個左右增加到120個,也結交了數十位主要民主“國家”“國會”議員或政黨領袖。民國77年(1988)7月國民黨召開13全大會時,我邀請了66位外國政黨領袖來台,這是有史以來外賓最多的一次大會,可惜經國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來,當時我擔任這項職務,透過外國政黨聯繫,深入了解國際政治實務、國際政黨組織與運作、我國外交與僑務工作,與當前“國家”處境,是經國先生給我磨練的絕佳機會,我非常珍惜,也十分盡力。當年獲得的知識、經驗與人脈網絡,到今天還受用無窮。

五、經國之治 台灣躍起

  民國61年(1972)經國先生接任“行政院長”後,開啟了16年的“經國之治”。民國61年到民國77年,成為台灣發展的關鍵時期。

  這段期間國內外局勢異常嚴峻,考驗接踵而來,如中日斷交、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日斷航、中美斷交,但經國先生穩健地帶領台灣度過每一次危機;經國先生也主導擘劃十大建設,帶領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每人平均所得從400美元增加到超過6,000美元,締造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十大建設,他曾說過一句名言:“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這段時間,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國留學,並未親身參與,故不在此深論。 

  民國73年(1984)之後,是經國先生加速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年代。從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報禁、開放黨禁、“國會”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參與規劃,也見證了台灣民主發展非常重要的幾個歷史關鍵時刻。

一、解除戒嚴 開放組黨

  有一次,大約在民國74年(1985),經國先生突然找我去問:“‘戒嚴’英文怎麼講?”我說是“martial law”,意思是“軍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還有沒有別的意思,我查了5種國際著名的參考書,回報經國先生說“戒嚴”就是全面軍事管制,有的還說,“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嚴就是沒有法律);經國先生聽了,困惑地說:“台灣沒有軍事管制啊!”

  經國先生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我的推斷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將軍的建議。戚烈拉將軍是誰?他是二次大戰美軍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國西歐戰區指揮官倫司德元帥(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戰功顯赫。他1967年來台擔任美軍顧問團第八任團長,是經國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國人。他的太太曾是經國先生的英文老師,因此他跟經國先生很熟,兩人無話不談,不需要傳譯。戚烈拉將軍退伍後常來台灣,也經常和經國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譯轉達。宣布解嚴前一年左右,他來了一封手寫的四、五頁長信,討論台灣繼續戒嚴的利弊。他認為台灣揹了戒嚴的黑鍋,其實對人民自由的限制並沒有其他真正戒嚴的“國家”那麼嚴重,因此他認為其實可以檢討還要不要繼續戒嚴。經國先生和他私交甚篤,他不會對經國先生講假話。那時我就覺得,從戚烈拉將軍的來信,到經國先生要我去查“戒嚴”一語的英譯,種種跡象顯示,經國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嚴。由於他見戚烈拉時,不需要我翻譯,他們談了什麼,我並不知道,但我推斷他們一定曾談到這個問題。果不其然,民國75年(1986)3月底國民黨12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改革中,就納入了““國家”安全法令問題”的議題,其實這就是“解除戒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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