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胡適、殷海光的一場論爭

http://www.CRNTT.com   2010-08-15 09:33:01

真的勇士 　　從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國》共計提出15個問題作為“今日的問題”。殷海光執筆的文字除了“代緒論”之外還有多篇。《我們的教育》批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導致台灣的教育“不僅不及民國初年，而且不及滿清末年。那時的教育，是逐步向一‘開放的社會’發展；今日台灣的教育，則是向建立一個‘封閉的社會’之途邁進”。 　　殷海光提出的這些問題都很尖銳，曾引起不小波瀾。但他所提出的最尖銳的問題則是所謂“反攻大陸問題”，他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切問題的關鍵提了出來。這在當時的台灣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因為國民黨官方言必稱“反攻大陸”，蔣介石甚至將“一年准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常掛嘴邊。所謂“反攻”其實是國民黨合法性基礎的“護身符”，這個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但殷海光偏偏摸了，他公然言明“反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章發表後，在台灣社會激起軒然大波。但國民黨不幹了，官方給《自由中國》戴上提倡“反攻無望論”的大帽子，認為這樣的言論，影響民心士氣，要對《自由中國》予以停刊處分，必要時還可抓人；進而說，這篇文章符合國際陰謀，“是朱毛共匪所熱烈歡迎的”。其他報紙的反應也幾乎是一邊倒，《聯合報》、《自立晚報》等報紙分別撰文圍攻殷海光。針對國民黨官方的詆毀，殷海光又另著一文，予以辯駁。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漸行漸遠以致針尖對麥芒自然不能見容於國民黨。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發，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對殷海光個人而言他不僅喪失了一個公開評論時政、正面推進自由主義思想的平台，而且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案發當天，他和《自由中國》編輯部的其他成員一樣，各自被完全隔離在家中，如同困在一個個小小的孤島，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隨時被捕的准備。他沒有一起被捕，多少也算“僥幸”。聶華苓聽說雷震被捕，第一反應就是問殷海光是否也給抓走，她在回憶當時的恐怖情景時說：“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事實上，據後來解密的“國防部”檔案，當時“雨田專案小組”(即雷震專案小組，“雨田”即“雷”)曾設計了兩種方案，在《雨田專案起訴書假作業構想之說明》(甲)中，即指明雷震與殷海光同為打擊對象。聶華苓的擔心並非多餘。 　　“雷震案”後不久，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還設計了一個陰毒的陷阱，預先編制了一個“除三害”(即蔣介石、陳誠、蔣經國)計劃，買通一個人接近殷海光，利用他對當局的痛恨，引誘其下水，待取得證據後，再以“共同謀害國家元首罪”逮捕殷海光。幸虧胡學古識破其中的陰謀，殷海光才得以解脫。胡學古卻成了“替罪羊”，被判監7年。 　　面對專制統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險置之度外。從10月1日到16日，他接連在《民主潮》等雜志發表了《我看雷震和新黨》、《法律不會說話——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並沒有倒——給李萬居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等文，對國民黨逮捕雷震等人進行抗爭，肯定雷震為自由民主奮鬥的精神價值。他這樣寫道：“雖然，我置身於這小書屋中，我正神馳於古今的興亡歷史，可是我畢竟與這樣一群人處在同一時代和同一個島上。我的身體，正像一些講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人之身體一樣，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這樣地失去身體自由了。想到這裡，我不禁要借《聖經》上的一句話贈給雷震先生：‘為義而受難的人，有福了’”。 　　在整個雷震案前後，殷海光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欽佩的，章清稱“殷海光最終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謂一語中的。追蹤殷海光一生奮鬥的歷程，不論是求學、從軍，還是供職、教書期間，這種人格動力始終顯現。那麼，是什麼使殷海光具備了這種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學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奮鬥的永恒意義》中的回憶似乎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解答：“是由於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純真的道德熱情(moral passion)。與西南聯大的五四遺風相互之融合而導致的殷先生純真的道德熱情……，使他不能不為自由民主而呼籲。”殷海光對此也甚為稱許，並認為道出其“心靈深處多年來‘緊張’之源”。林毓生認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貴人格，給了自由主義一個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為自由的維護和奮鬥終於為自由主義賦予了道德尊嚴”。這實是對殷海光人格和行為意義的最扼要公正的評價。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