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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現代國家建構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其一，現代國家建構裡所以會受歷史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於歷史文化傳統首先積澱而成最深沉的精神文化傳統，而這樣的精神文化傳統對於我們現實最重要的影響是什麼？有三個：1.通過代際文化的傳遞，由長輩塑造了我們基本的價值信念，各位都知道我們的價值信念可以重塑，但我們在社會過程中，從幼兒一直到社會化教育完成之前，我們的精神價值觀念都是來自於代繼傳統（父輩及父輩的父輩的父輩代繼傳遞下來的價值理念），即使到今天，中國哪怕最願意推進現代國家建構的，內心深處所彌漫著的是儒家文化價值觀念——做國師，秋風想做國師，袁偉時老師其實也想做國師，都要給你指導怎麼建國，這是代繼專遞，不存在是一種負擔還是一種動力的問題，不存在積極或者消極的判斷問題。在我們的分析裡，既可以說是積極的，也可以說是消極的，也就是說精神文化的歷史傳統是一把雙刃劍。 　　2.這種價值通過代繼傳遞後內化為人群的活動使我們成為一種政治習性，因而價值觀念的排斥性立場和接納性立場的邊界就被給定了，這個邊界的給定來自於三重力量：一重是來自於民族生活，二是來自於語言功能，三是來自於習俗，潛移默化、不經意之中在我們過春節、中秋這種喜慶之中潛入我們思維深處，所以我說是深沉的力量，這種深沉不在於層面的深度，而在於發揮作用時是潛移默化不經意的，對其它觀念發生深刻影響的。 　　3.精神文化影響我們是行為判斷的根據，人之所以作為人最大的差異在於人以觀念先行，觀念先行不等於說觀念決定，但觀念一先行，使你具有接納和排斥判斷的那種價值觀念成為一種理性的衡量，在建立自己民族所熟的政治體時會發生對你行為選擇的決定性影響。比如我一刺激你，你是中國人，你不能說美國好。如果你說美國好，有人會蠱惑你是"漢奸學者"，“果然你是漢奸”，為什麼？因為你不說自己好，而說別人好。第三種行為判斷中的代繼傳遞的價值產生的拒斥和接納的邊界。所以一批左派人是用“漢奸學者”把一批把現代國家美輪美奐的學者給嗆得沒有辦法抗拒，在哪裡？在大眾文化層面的精神文化，它對於習焉不察的行為習性當中攜帶著的價值判斷不予審查，理性的人當然用理性來判斷，把自己的生活習性拿出來判斷政治問題時一定要通過理性審查，而大眾一般不經過理性審查的，只煽動、宣傳，蠱惑你、煽動你，讓你不要思考，然後不經意中你就變成自己衡量是非的判准，所以大眾的政治價值力量也是可怕的。 　　這三種力量首先確定了歷史文化傳統當中精神文化的重大份量。 　　其二，所謂現代國家建構中歷史文化傳統發生重大影響還在於一剖制度文化乃是我們建構新的制度觀念，建構新的制度安排，接受新的制度運行的成敗、效果或者績效，最重要的一個是歷史積澱。這個文化為什麼會成為我們新的制度選擇的積澱或者影響我們對新的制度選擇？很簡單，人類面臨制度建構只有三個時間維度：一個是當下，一個是過去，一個是未來。未來的制度建構受當下制度建構的影響，因而它是正在展現的過程，而無法進行既定性狀態的陳述，所以未來一般被我抹掉了。我們面對當下要設計的制度最大的未來在於當下各有利益和政治追求和價值信念的人們在進行複雜博弈的過程，因而對正確的判准只有過去已經繼承制度，有效性、無效性，低效性、高效性給我們展示在面前，使我們可以有一種可以塵埃落定的把握感。也就是說所有的制度文化都會具有向後看的特點，向歷史文化看的特點的原因，哪怕是在儒家傳統文化中，孟子講“法先王”，荀子講“法後王”，但不管是“法先王”還是“法後王”，都是我們現在整個王之前的王，只不過“先王”是夏商周三代的，“後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但都在我們之前，為什麼都在之前？就是我們說的把握感是可靠感的一個前提，因為是基層的，大家說他有一個歷史符合論的判斷傾向，而歷史符合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是否符合這個狀態。未來符合論，未來符合什麼都不知道，現實也沒有符合論，為什麼？因為現實是每一個活動者的個體，他符不符合現實的個人判斷而形成一個制度性的判斷或者一個叫偽公共性社准、准公共性社准一定來自於過去，所以現代國家的建構永遠會受到過去制度文化的重大影響。三個時間維度決定了不可能以現實和未來作為判准，而是要到過去的制度文化中去尋求靈感。 　　其三，現代國家建構當中的歷史文化傳統受到影響的是綿延歷史上最強最不經意，但實際上對我們的觀念和制度選擇有最深厚影響力的一個民族一個群體一個集群的生活方式。最簡單的說法是，比如我去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年，我自己比較欣賞現代國家的一套理念和制度，毫無疑問這與我做政治學教授的專業立場有關，但我經常開玩笑，我的胃有判斷愛國的能力，在美國我一定要吃中餐，吃西餐忍無可忍，這是生活習性的力量。在美國我一定要有午睡，寧可放棄聽課也要午睡，否則下午、晚上就無精打采。這種生活的習性力量來自於千百年來一個民族生存的頑強的生命感所賦予的，這種生命感的賦予來自於漢族人作為農業民族，我們總是欣賞那些生活趣味盎然、生命情趣豐厚，對人生理解透查的生活模式，因此我們總是追求“勝似閑庭信步”這種休閑和瀟灑的生活方式情況下來接受一種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所以中國人現代政治生活方式有一個排斥的原因首先從生活方式出發，因為現代生活要求高度參與，要求緊張判斷，要求是非界限明晰，中國人覺得太累了。所以中國這種農業的生活習性就是一種曖昧和含混的生活習性，只能形成人性化管理，而不能形成規則化政治，到今天我們也很難講規則。跟爸爸講規則，中國人只有溫州人可以做到，稱為“中國猶太人”的廣東潮汕人都做不到，溫州人的父親問兒子借錢，弟弟問哥哥借錢都要算利息，如果公眾息存利息20%，跟爸爸或者弟弟算的話就是10%的利息，這是唯一中國人現代經濟理性的族群。但對整個民族來說，源自於生活習性：為朋友兩肋插刀不要談錢（現場笑），但內心一談錢他是憤怒的，不談錢內心痛苦的不得了。比如我這個月5個同學結婚，每個人送兩百，經濟變得好緊張，但這只是私下說，如果公開說那太俗了。這叫頑強的生活習俗，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對於我們現代的政治選擇尤其作為理性解除神魅之後要訴諸理性而做出的選擇是有重大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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