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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而到了美國後，胡適逐漸從民族救亡的危機中解脫出來，開始自由生長。他很快就改變了專業，從以實業救國為目的的農業轉到了自己喜歡的哲學。翻一翻胡適的留學日記，就可以發現他當年的閱讀有多麼龐雜，活動有多麼豐富。他既讀《左傳》、《荀子》，也讀柏拉圖、培根、司各特、大仲馬、狄更斯和各種俄國小說；他讀莎士比亞的劇本《羅密歐與朱麗葉》、《麥克白》、《李爾王》、《亨利四世》；他讀謝靈運、杜甫、王安石，也讀彌爾頓、濟慈、歌德、海涅；讀美國的《獨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他研讀拉丁文、法文、德文，尋找各種原版作品。他仔細閱讀了自由主義的經典——密爾的《論自由》，和平主義思想家安吉爾的《大幻覺》。 　　他進入到基督教家庭中生活，並親身參與到美國大選中。他研究“羅氏議事規則”，去華盛頓旁聽國會，在紐約州的伊薩卡觀察地方議會的運行，擔任康奈爾世界學生會的主席，並出席國際學生大會。他坐著火車到美國各地去進行演講，東至波士頓，西到俄亥俄的哥倫布城。他與各國的同學、教授討論問題，每天都要寫一兩封信給朋友們。 　　這種複雜的學習內容、豐富的社會活動經歷，不僅是國內青年無法想象的，甚至也是同時代赴日留學生們所無法企及的。胡適在一個最現代化國家的黃金時代中摸爬滾打，浸淫在規範化的民主政治體系中。很快他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而稍早留學日本的魯迅，成長環境完全不同。他的整個留學生涯始終處於日俄戰爭的陰影中，以弱國子民的心態吸收了轉手而來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最終在民族情緒的爆發中，發現拯救國民性的重要。因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不同的成長環境，胡、魯二人最終也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而另一方面，胡適的特質性來源於回國後的複雜經歷。從1917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上都一直居於中心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界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 　　1948年離開北平時，胡適留在東廠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來的對象，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的主要領袖、軍政要人，從蔣介石、汪精衛、李宗仁、張群到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張聞天等，民主人士包括宋慶齡、羅隆基、黃炎培等等。學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的信件更是名流薈萃，燦若星辰，無從舉要。無論政治立場還是學術派別有怎樣的差異，至少他們都曾有一個“我的朋友胡適之”。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耿雲志是國內胡適研究的權威，也是胡適檔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說：“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細心閱讀這些書信，廣泛查閱有關資料，在《胡適與×××》的題目下，可以寫成數十本有價值的傳記著作。” 　　至於國外，僅在大使任內，往來冠蓋，有美國總統羅斯福、美國國務卿及其司長、各國駐美使節、美國名流與富豪顯貴、訪美的王公將相，也不勝枚舉；學術上，往來唱和的是杜威、羅素、王國維和梁啟超。 　　在20世紀上半葉，胡適是一個交通樞紐般的人物，他所獲得的信息量與視野是同時代中國人難以達到的。他的個人世界也是整個時代的縮影。所以，胡適並非一個不識時務、思想迂闊的書生。 　　恰恰是因為他的特質性，才使他顯得如此突兀，以致“不合時宜”。他的“非典型性”使他總是陷入角色的緊張中，無論作為校長、輿論家、政府顧問，都會挑起爭議。而一旦脫去這些職務，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又成為一個笑呵呵的好人——“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年輕時寫過一首白話詩《老鴉》，把自己比喻成告人凶吉但遭人討厭的一只“老鴉”，終不肯“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天寒風緊，無枝可栖。”胡適的一生都感到自己的孤獨與寒涼，在現代中國的政治生態中，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樹木。但他卻不肯放棄號呼而鳴的天賦職責。 　　如同北洋大學學生陳之藩給胡適的信中所說：“過渡時代的人又生在這樣一個國家里，任務太艱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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