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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胡適正式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這時離他26周歲的生日還差3個月零1周。當年北大的校慶和胡適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晚年胡適還曾做過一篇考證文章，澄清了12月17日實際是庚子義和團運動後複校的日子。真正京師大學堂創立的日子應該是1898年12月3日(現在北大的校慶是5月4日)。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四公主府”里了。當時正門尚未落成，平常總是從西頭的便門出進。進門往北一帶是講堂；往東一帶平房是教員休息室，每人一間，人們叫它做“卯字號”。胡拿著260銀元的一類月薪，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身8號，那是北大的單身宿舍。 　　胡適在北大第一次亮相並非課堂，而是這一年的開學典禮上。他做了《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講，希望用現代大學的理念來改造中國的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 　　蔡元培主政時的北大，正是人才薈萃的時代。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劉半農、陶孟和等陸續到來。“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規模較小但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美國學者傑羅姆.格里德在《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說。很快他就成為一顆學術明星。 　　1917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界，並非“時無英雄”。嚴複、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等幾尊大神還都健在。年紀最大的嚴複65歲，年齡最小的梁啟超只有45歲。但就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了“功成身退”的階段，否則剛回國的胡適也不會在書店里找不到一本可看的書。他面臨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學和西學的差異及其相互關係的問題。進入民國後，中國的政體雖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實質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政治現象反而更加混亂。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 　　面對時代的挑戰，整整一代知識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但卻是無法突破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當時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缺乏對“西學”親切而直接的認識。他們關於西方文化的認識大體都是從日本轉手而來的。對這一現象，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這些搞“西洋思想之運動”的知識分子都是不懂西語的，吸收“西學”的能力有限，所得往往“破碎”、“膚淺”、“錯誤”。所以搞了20多年的西學運動，也沒有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對於文化的核心問題，當時學術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經沒人能發揮指導作用了。嚴複晚年的思想越來越保守，因此並不願再談西學問題，更不願談什麼中西融貫，甚至退回到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上了。國內知識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堅硬的牆，急需一個破壁者。胡適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了。他的優勢在於不僅接受了良好正規的西方學術訓練，對於西方的思想文化與工業文明也有第一手的體驗和觀察。 　　胡適留美7年，正是他的“精神準備”時期。在這7年之內，中國學術思想正處於低潮時期。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使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二十六七歲的胡適就成為時代思想的發言人。 　　胡適用來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種“批判的態度”——即尼采所說的：“重新估訂一切價值。”這種價值重估的態度，把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從科技和政治的層面提升到文化的層面，因而突破了“中體西用”的思想格局。從此以後，“中學”、“西學”的舊名詞基本便被“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之類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餘英時認為：“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學術思想界尋求新突破的醞釀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境地，但是由於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沉寂。胡適恰好在這個‘關鍵性時刻’打開了一個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許多人心中激蕩已久的問題和情緒得以宣洩而出。當時所謂的‘新思潮’便是這樣形成的。”於是，胡適的出現象徵著中國近代思想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北大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便成為第一個價值重估的實驗室。 　　原來北大教中國哲學史的，是老教授陳漢章。他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有的學生問他：照這樣講下去，什麼時候可以講完？他回答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 　　胡適接手後，第一次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删去那些神話傳說的三皇五帝，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並盡力找出中國古代哲學家著作思想的系統，及中國哲學發展的線索。不講權威，講證據，用西方邏輯學來講墨子，孔子也不高高在上，諸子百家，都可以討論和批判。 　　歷史學家顧頡剛就坐在課堂上，他後來記述道：“他(胡適)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做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這樣的思想震動，仿佛當年走進萬木草堂的梁啟超。 　　“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胡適則捅破了這蒙壓在知識分子心頭的窗戶紙，把顧頡剛們“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東西說了出來。 　　教完一年的課，《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的講義也編印出來了。這是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加以增改擴充而成。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為這本書作序，提出四大思想價值：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既不以儒非墨，也不“獨尊儒術”，而是諸子平等，“老子以後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自視甚高的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也肯定了蔡元培對胡適的評價：“就當時學術界的水平來說，並非溢美。” 　　餘英時不無感慨地寫道：“胡適以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青年，回國不到兩年便一躍而成為新學術、新思想的領導人物，這樣‘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梁啟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 　　胡適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從美國帶回的“實驗主義”。在胡適心中，實驗主義的基本意義僅在其方法論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種“學說”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與中國》中寫道：實驗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從具體的事實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學說理想，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並非天經地義；(三)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需勇於實行來試驗過。胡適特別提出：“實踐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 　　在半個多世紀後，這句話又以極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並再度開啟了一輪思想解放運動。（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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