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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全球經濟減速 | |
http://www.CRNTT.com 2012-12-15 10:08:14 |
■ 歐洲深陷雙重危機 歐洲經濟面臨主權債務等多重危機困擾,但其深層根源與超主權貨幣的內在機制局限有關。危機國外部債務相對規模過高是導致歐債危機的特征條件,由於積累過高外債需要一段時期國際收支持續逆差失衡,因而歐債危機本質上是一個巨大規模的實際匯率錯配與國際收支失衡的產物。歐元體制現存形式的內在局限,一方面在一段時期為部分歐元成員國不可持續外部失衡提供誘致和實現機制,另一方面使歐元區整體失去治理失衡的舊機制後又未能獲得新手段。 基本事實表明,把部分歐元國拖入危機泥潭的不僅是通常債務負擔過重,更為關鍵的是在債務結構方面外債比例過高以及“國際投資淨頭寸(NIIP)”負值過大。以2009年公共部門外債占GDP比例為觀察指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都在70%以上,較低者意大利與西班牙也分別在50%和30%上下。另外除意大利之外,2010年其他四個危機國國際投資淨頭寸負值表示的即國際淨債務GDP占比高達90%-108%。 一國特定時點過高外部債務存量,必由早先時期過高國際收支逆差流量累積轉化而來,也必以本國實際匯率持續高估作為必要條件。因而解讀歐債危機需提出一個符合歐元區情況的國際收支失衡和實際匯率錯配假說。兩句話概括這個失衡發生機制:一是成員國“競爭力差離傾向”,通過經常項持續赤字派生舉借外債需求。二是資本市場“收益率扭曲效應”,一段時期為成員國低成本外部舉債提供條件。兩重效應持續發酵把部分成員國杠杆化推高到危險高度,最終在華爾街金融危機衝擊下歷史性達致“完美風暴”的條件。 先看“競爭力差離傾向”。以2000年-2008年德國工資變動為基準,同期希臘工資相對上升16.5%,愛爾蘭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別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3%。考慮勞動生產率變動差異,同期五國單位勞動成本相對德國上升25%-47%。由此導致這些國家國內部實際匯率大幅升值和外部失衡。2000年-2008年間,愛爾蘭相對德國實際匯率升值約50%,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別升值27%、31%、34%和24%。與此相適應,2000年引入歐元後五國經常賬戶無一例外都是逆差,並且逆差從2005年到危機爆發前呈現擴大態勢。 再看歐元體制下“收益率扭曲效應”。歐元體制認為可提升希臘等競爭力弱國舉債能力。如1993年希臘國債相對德國利差高達十幾個百分點,葡、西、意等國利差也在3個-5個百分點上下,但引入歐元至危機前利差普遍降至0.5個百分點以下極低水平,推動歐元區整體新發債券規模快速膨脹。數據顯示,歐元區新發債總額趨勢值在上世紀90年代十年間增長不到一倍,但是2000年歐元問世到危機前不足十年間增長4倍-5倍。 歐洲債務危機與美國金融危機一樣,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濟史事件。觀察歐債危機後三年來若干“歐豬國家”(PIIGS)國債利差演變情況,可見歐債危機在波動起伏中總體呈現深化趨勢,也說明在現行歐元體制架構沒有大刀闊斧改革前提下“救助換緊縮”應對方針難以奏效。歐債危機根植於歐元目前機制局限,人們寄希望於再造歐元以根治危機,但又知易行難並阻礙重重。即便在一組不壞假設條件下,歐洲經濟未來一段時期可能難以擺脫低速增長和瀕臨衰退狀態。如果發生個別歐元區國家退出甚至更為劇烈的歐元重組情形,則難免劇烈震動和嚴重衰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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