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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全球經濟減速 | |
http://www.CRNTT.com 2012-12-15 10:08:14 |
■ 日本經濟“低增長穩態” 討論日本經濟流行語境,言必稱“失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似乎相信日本仍有可能保持長期高增長。其實這個潛在認識前提有待探討。如果說日本經濟過去20年表現令人失望,在本質上應是日本長期經濟社會結構性條件使然,政策得失僅發生相對次要影響。日本未來會繼續維持“低增長穩態”,構成全球經濟減速的特殊局部。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總量和人均量等指標增速急劇降低。不過日本經濟增長失速發生在人均收入對發達國家成功收斂之後。用匯率折算,日本相對美國人均美元GDP比率在1960年為16.6%,1987年第一次超過美國,並在日元匯率超調等因素作用下1995年曾達到美國的一倍半。後來日本經濟失速,美國則先有互聯網革命快速增長,後有房地產-金融業泡沫化增長,加上日元升值趨勢不再,日本相對美國人均收入波動中趨勢性下降,2011年為94.5%。 人均收入達到最發達國家水平,標誌日本經濟置身全球產業與技術前沿,早先利用後發優勢高增長驅動力漸趨式微。日本問題症結在於,由於內在難以改變的深層結構特點,缺乏在高收入階段持續較快增長潛力。與其把日本經濟過去20年增長低迷看作是光陰“丟失”,還不如說是進入高收入階段後呈現的一種“低增長穩態”合規律現象。 處於後進追趕的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比較,其長期潛在增速以及增長實現機制,都存在實質性差異。後進國家能借鑒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演進的外部性信息,借助後發優勢實現較快的技術進步以及人力資本積累,推動經濟較快成長。發達國家謀求較快增長,則需更大程度上依靠產業技術前沿發明創新。由於前沿技術創新面臨更多不確定性,最終能對產業結構提升發揮作用的技術進步速率較低並且成本較高,因而前沿國潛在增速較低。 發達國家要保持較快增長,更需要一流大學與科研機構提供“原生性”研發成果,更需要能在全世界廣納優秀人才的開放與包容的社會條件,更需要允許和鼓勵個人潛能發揮與個性張揚“冒尖”的價值觀與文化氛圍,更需要能有效激勵企業家創造能力的制度環境,更需要把思想、創意和發現轉化為大規模產業的高效資本市場與金融系統,也更需要在經濟系統“創造性毀滅”嬗變中具有較強調整能力的企業制度。 日本與這些要求幾乎可以說格格不入。日本文化具有重團隊、輕個人,重內聚、輕開放,流程管理強、理論思維弱,模仿創新強、前沿創造弱等特點。這些“文化基因”特點便於日本利用後發優勢和當年冷戰環境快速追趕,成就戰後大國經濟崛起的成功故事。然而同樣的禀賦條件不利於日本在技術產業前沿開拓與創造,因而在躋身主要發達經濟體後呈現“低增長穩態”。 觀察兩個可量化指標有助於認識日本“低收入穩態”的形成機理。一是日本人口快速老齡化,從根本上制約經濟潛在增長速度。二是日本資本形成早已呈現負增長趨勢,導致日本資本存量進入停滯甚至下降通道,構成解釋日本長期經濟增長失速的關鍵宏觀原因。據估測,2001年-2008年間日本實際資本存量增長不到5%,2010年實際資本存量反而比2008年下降了2個百分點。一國資本存量是社會生產函數的基本結構變量,在資本存量成長停滯甚至趨於萎縮背景下,要想國民經濟長期高增長不啻緣木求魚。 投資疲軟不振還直接從總需求角度解釋“低增長穩態”。資本形成對總需求增長貢獻率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日本經濟最後一波高增長階段達到年均約2.5個百分點。上世紀90年代以後資本形成對GDP貢獻長期為負值:90年代前半期和後半期資本形成對GDP增長年均貢獻值分別為-0.18%和-0.12%,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前半期和後半期貢獻值分別為-0.28%和-0.47%。 進入“低增長穩態”後,日本經濟增長需求面驅動因素主要依賴消費與淨出口。2005年-2010年,消費與淨出口加總增長效果相當於GDP增長率1%,比同期GDP實際0.38%增長率高出一倍多。日本經常賬戶收入項金額從1996年的58060億日元增長到2007年高峰時的163720億日元,2010年降到125017億日元。經常賬戶收入項盈餘相對日本GDP比例從1996年1.13%增長到2008年3.23%,這塊外部收入增長相當於同期GDP增長的大約兩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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