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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一）正統觀點：“五四”的主旨是愛國、反帝，“五四”的意義主要在於開啟了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二）保守主義觀點：“五四”是中國激進主義思潮的濫觴，中國近代以來革命不斷、罪惡叢生、道德敗壞，人性泯滅，都與激進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聯。  　　（三）自由主義觀點：“五四”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可惜半途夭折，因為，“救亡壓倒了啟蒙”（李澤厚）。林賢治幾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對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表現出他們全面背叛民族文化傳統的英雄主義行為。第二，五四愛國運動是五四新文化啟蒙運動瀕臨結束的信號，甚至無妨視作一場提前舉行的悲壯的葬禮。  　　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點。保守主義觀點認為它成功了，破壞力巨大；而自由主義觀點卻認為它雖意義巨大，卻半途夭折，沒有達到破壞的目的。那麼，它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是破壞了，還是根本就沒有形成什麼巨大的破壞；它實際上究竟意義如何呢？我們因此不能不有所討論。  　　坦率地說，這一爭論的核心之點，其實是一個歷史事實的問題。因此，我想我們理當先探討一個歷史問題，即“五四”為什麼會發生？  　　總結起來，“五四”的發生至少有如下幾個主要的歷史因素或歷史條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夠發生，首先必須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當新思想，同時又有一定影響力的新型知識分子。戊戌變法時期、清末新政時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後，這樣的條件都還不具備，因此也產生不了這樣的啟蒙運動。1915年以後，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之所以能夠發起並促成了這場運動，根本就是因為他們有著留洋的背景，有著不同於以往的眼光和視野，同時在國內各大學身居教授之位並已形成了相當的規模。  　　一個《青年雜誌》要能夠發生廣泛的社會影響，還需要有大批的受眾與之互動。在此之前，即使有相應的報紙雜誌談到類似的話題，也很難引起社會的共鳴，其原因就是讀者數量太少。這個時候讀者之所以極其廣泛，就是因為經過清末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前後10年左右時間，國內已經有了大批新式學校和數量龐大的青年學生群體。他們中許多人，如“五四”中嶄露頭角的傅斯年、羅家倫等，又多半就是陳獨秀、李大釗這類留洋歸國知識分子的學生。正因為他們的存在和熱烈的響應，才使得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呐喊與呼聲，有了相當的群眾基礎，並得以形成持續的聲勢與廣泛的影響。  　　任何一場思想啟蒙運動，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國的舊東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於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論。過去雖然也有過大量的譯介工作，但當年具有嚴複那樣眼界的譯者可謂鳳毛麟角，多數的譯介工作靠的是傳教士通過同文館訓練出來、毫無新思想可言的外語人員，因而那個時候中國人能夠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譯介的數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後的情況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學回國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學生越來越多，他們非常熱衷於譯介各種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歐美文化思想資源陸續被譯成日文，中國在日或留日歸國的學生數以萬計，包括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也都積極借助日文資料接受新思想，這些都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隨後的“五四”運動，提供了相當充沛的思想啟蒙材料。  　　思想啟蒙要形成規模和效應，還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社會物質條件，一個是城市化要發展到相當程度，一個是生產力必須發達到相當程度，亦即必須要有比較便利的鐵路、電報、電話、報紙、雜誌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傳播的條件。清末科舉廢除之前，中國不僅缺少現代化的交通通訊條件，幾乎沒有可以提供給普通民眾閱讀的報紙雜誌，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為科舉的教育基礎是鄉村私塾，因此就連相當多有知識的士紳，也都住在鄉下。清末新政以後，全國範圍廢科舉、辦新學、修鐵路、興實業，包括開放辦報辦雜誌，到這個時候，城市化的規模和交通、信息傳播條件已達到了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傳播思想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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