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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然而，等到“五四”運動過後，特別是胡適在國內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大，交際越來越多之後，他逐漸又開始往回變了。如1928年以後再給胡近仁信時，我們就發現，他又重新開始注意兩人之間的輩分了，又開始用“近仁老叔”的稱謂，並重新在落款時寫上一個“上”字，正文雖仍用白話，卻不忘“賜”呀，“乞”呀的，分明是又很在乎禮數問題了。  　　事實上，“五四”後，為適應在中國的生存環境，胡適早已拋棄了“五四”期間曾經被他認為是最合理、最平等的種種西式的交際方法，又回歸到傳統的格式上來了。為了表示自己對對方的尊重，其信函中各種敬語不厭其煩，凡提及對方時甚至還會按照舊禮法換行或空格，提及自己時則一律以小字，並使用謙詞以示尊卑之別。  　　除了尊從傳統禮法與人交際外，我們從胡適“五四”前後的衣著變化也不難注意到其骨子裡傳統的影響既深且固。  　　從大量胡適生前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出國留學前一直如當時國人一般，著長袍或長袍馬褂。到美國後，胡適很快適應了那裡的環境，開始穿西裝，打領帶。但他1917年回北京大學任教後，我們就會注意到，留美回國，且主張再新派沒有的他，卻不像許多留歐美回來的教授，幾乎從來不穿西裝，而是始終身著長袍。只是當他1937年再度出國，和1938年就任駐美大使之後，我們才又看到在美國的他穿上西裝了。而1946年他剛一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馬上就又換上了象徵著傳統的長袍馬褂。包括1948年在與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們集體合影時，幾十位歸國學子幾乎一色的西裝革履，他卻依然是一襲長袍，堅持不穿西裝。（參見左欄圖）  　　綜合胡適“五四”後生活和工作中處理新與舊及傳統與現代關係時的種種做法，我們不難了解蔣介石何以對胡適頗多推崇了。蔣介石在1962年胡適去世時所送的挽聯，可以說最準確不過地概括了胡適的這一特點。其聯稱：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六、“五四”後傳統延續與反傳統的較量  　　“五四”以後二十多年的時間裡，像胡適這樣思想新、倫理舊的人自然不在少數。尤其那個年代蔣介石國民黨占據著統治的地位，除了早年通過“五四”接觸了不少新思想以外，掌權後的蔣介石對“五四”向無好感。這種情況下，以蔣為首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按照“五四”當年的方向去改造中國社會。不僅如此，1934年蔣介石還以發動新生活運動為由，大力普及“禮義廉恥”的傳統倫理思想教育，並再度通過提倡紀念孔子誕辰來號召社會尊孔。在其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他對傳統的留戀和推崇的情緒，可以說表現得更加清晰和明確。  　　同樣，我們也一樣可以從蔣介石一生的著裝上，清楚地看出蔣對傳統的執著。從蔣的大量歷史照片可以看出，蔣一生主要著裝為三種形式，即軍裝、中山裝、長袍。過程是早年長袍，以後主要著軍裝，50歲以後多著中山裝，重要場合通常著中式長袍馬褂。蔣顯然視長袍馬褂為禮服，並習慣以長袍為日常生活的便裝，其重視此一服裝的民族傳統形式和象徵意義的傾向，可謂一望而知。（參見右欄圖）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這裡無法具體說明中國傳統斷裂的歷史經過，但仍可以通過幾張照片讓大家了解新舊中國變化之大，由此也能夠從一個側面說明，1949年前儘管有過“五四”，中國基本上還處在一種舊傳統的延續之中，其受西方影響之變固有之，但演變之速度相當緩慢。它與1949年之後所發生的變化相比，實難同日而語。（參見下通欄圖）  　　最後是我今天講演的結論：第一，“五四”只是中國近代歷史變動和轉折過程中的一個節點而已，其固有革命的或破壞的作用，但和其他歷史節點相比，無論其口號激進與否，至少其作用及影響都極為有限。  　　第二，“五四”後至1949年，新文化運動中發生過的任何挑戰與破壞，都未能對中國社會傳統文化構成任何根本性的威脅，更談不上普遍的破壞和摧毀。中國社會自身的變革，依舊保持著漸進的步伐，並未因“五四”而中斷或瞬間激進起來。  　　第三，1949年以後所發生的對舊文化、舊傳統的徹底破壞，既是與其他種種外部因素的作用力密切相關的，也是新政權出於創立新社會的考量著力破壞舊的社會基礎的一種結果。但這個新社會的理想與模型，卻全然不是源自於“五四”。  　　當然，誠如前面說到過的，“五四”既然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個必經的現象，從新舊文化衝突的角度，“五四”再有局限，也有其自身的意義。其一，它清楚地反映出受到西方“科學”、“民主”、“人權”等現代觀念刺激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謀求思想解放的不顧一切的努力；其二，它客觀上也造成了中國近兩千年以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的一次難得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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