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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 |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
因此,我們對“五四”作為思想啟蒙運動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第一,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看做是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那麼就必須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個早產兒,其夭折實屬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後中國內外事變頻發,每每涉及到國家民族命運,尤其是1918年後國際上社會主義思潮汹湧激蕩,大有取資本主義而代之之勢,以國人性格,趨新逐浪,四面撒網,亦屬必然。 第三,因為思想啟蒙的條件不足,以及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極為欠缺,因此“五四”對傳統文化的實際衝擊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本營當時仍在農村,而中國城鄉發展極不平衡,新文化運動期間少數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挑戰,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識青年中發生一些作用,對城市一般民眾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懷疑,更不論其對農村的影響了。 第四,如果說“五四”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發生過什麼重大之影響,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它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創造了條件。但第一,誠如毛澤東所言,中共的產生根本上是因為“俄國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非是因為中國發生了“五四”。歷史文獻證明,當年除陳獨秀等人,還有好幾撥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打出過“共產黨”的旗號,並與莫斯科發生過關係,故即使沒有“五四”,沒有陳獨秀,俄國人也一定會像他們這時在朝鮮和日本所做的那樣,去推動張獨秀或李獨秀創建出一個共產黨出來。或者換言之,只要有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共產黨在中國的誕生只是遲早的事。因此,“五四”與中共的產生,二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後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間,中國政治及其中國社會,整體上也並沒有激進化起來。換言之,“五四”與中國傳統的破壞和所謂“激進主義”的流行,二者間也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 四、“五四”破壞了什麼? 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視同“革命”和“破壞”,那麼,我們不妨來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壞什麼,又破壞了些什麼呢?我在這裡給大家看看當年陳獨秀等人的說法。 陳獨秀在回答時人對他們破壞意圖的質疑時曾經講過:《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壞的對象有孔教、禮法、國粹、貞節、舊倫理、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和舊政治。其原因是:我們“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既然向舊傳統進行了挑戰,它也就自然會有所謂破壞。問題是,陳獨秀等人當年攻擊了很多舊的東西,實際上到底哪些東西被這次運動破壞了呢?或者說,哪些只是被這次運動局部破壞了,哪些是過去就已經破壞或已在破壞中的,這次運動又順勢加以破壞了呢?特別是,哪些是運動發動者想要破壞,事實上並沒有破壞成的呢?對此,恐怕要做一點具體分析才行,而過去的討論太過籠而統之,一概而論了。 我們先來看孔教。孔教作為舊政權的偶像,在實際生活中被破壞了嗎?有關這一點,我們可以讀一下魯迅的日記。魯迅自1913年起就作為教育部官員一直參與當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後的1924年。他的體會是,當今的權貴者其實只是拿尊孔做爭名奪利的“敲門磚”罷了,而中國的一般民眾,雖稱孔子為聖人,心裡卻不真覺得他是聖人。其實陳獨秀對此也講得很清楚:“‘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應於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只以袁皇帝干涉憲法之惡果,天壇草案遂於第十九條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賊,致遺今日無謂之紛爭。”由此可知,其實陳獨秀等人這時之反對孔教,並非是因其仍有怎樣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擔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會導致孔教的作用死灰複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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