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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的困境與央視尷尬

http://www.CRNTT.com   2010-04-25 09:19:17

百餘年間，張之洞的困境與央視的尷尬幾乎完全相同，說明一個普通的事實或道理：語言從來就處在變動之中，隨著不同文明間的交往、交流而加快加深。從理論上說，語言交流應該是彼此平等，互相影響，不同文明間的交流應該對等地相互吸收“外來語”。但實際上語言也十分“勢利”，如同流水，也是高往低流，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語言發展演變的歷史表明，“外來語”更多是“先進”、“中心”向“落後”、“邊緣”滲透、侵入，逆向流動者絕少，後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響。而大量“外來語”在近代隨西學東漸、甚至有“外”來居上之勢，蓋因“西學”較“中學”發達先進也。 　　無論高興與否，贊成與否，這種自然而然的過程就是如此，難以人為改變，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戶口”“講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統，非祖宗八代根紅苗正不可，一定要把這種帶有殖民色彩的外來語統統掃地出門，則我們現在幾乎無法開口說話。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匯，大都近代自日本舶來。如當我們順口說出“為人民服務”、“加強組織紀律性”、“講政治”、“永遠革命”“申請入黨”、“掌握政策”、“大政方針”、“解決問題”、“學習理論”、“學好哲學”、“堅持原則”時，這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全是來自日語的 “外來語”，還有像經濟、勞動、科學、商業、幹部、後勤、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共和、美學、美術、抽象、邏輯、設計……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因為在中國近代新觀念的引進中，日本對“西學”的譯介遠勝中國，而大量中國學生留學日本、中日“同文”等諸多原因，使譯自日文的書籍在甲午戰爭中國為日本所敗後突然後來居上，迅速超過原來的中譯西文書籍。梁啟超到日本不久，即寫下“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作為《清議報》的社論，力論應向日本學習，從中可見當時知識界心態之一斑。他寫道：“既旅日本數月，肆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一年後，他更回憶說，在日一年來的經歷使他 “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細查這幾年梁啟超等人的論文，的確發生了重大轉變，不僅對“西學”的了解突飛猛進，而且所使用的重要術語從原來基本上都是中國術語轉為幾乎全用日本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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