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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家族:追尋百年的獨立與自由

http://www.CRNTT.com   2011-07-24 10:55:31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學術生態:“五十年代初學馬列的熱潮聲勢浩大,風氣所及,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說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最有影響的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文表示與‘舊我’決裂。許多學人大半生追求的‘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開始被摧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開始樹立了在學術研究中的權威地位。”

  汪篯並沒有馬上放棄,他努力向師母了解老師的狀況。唐筼對他說,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但他在上課及平時“決無諷刺現在政府等情事”。

  10天過去了,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篯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的答覆,在1953年的中國,堪稱驚世駭俗。當時有“南北二陳”之說,他常會被人與陳垣作比較。他們都曾經歷“三朝”,陳垣在1948年底的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中,也被列入重點搶運的名單。國民黨的專機也曾在炮火中,數次等候陳垣上機,但陳垣沒走。他在一封致胡適的公開信中寫道:“青年學生都用行動告訴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社會,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經長成,正在摧殘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陳垣的轉向被認為是時代巨變的典型,時代之潮鋪天蓋地而來,身處其中的人們相信,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陳寅恪是例外。

  他給科學院的答覆抵達北京後,這一年,歷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個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範文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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