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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探究：茅盾在“反右”運動中

http://www.CRNTT.com   2014-02-09 10:43:11

在這樣一種輕鬆、自由、暢所欲言的氛圍下，壓抑多年的茅盾，也終於一反往日的溫和、內斂，大膽鳴放起來。茅盾開篇就說，“問題太多，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接著他從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三者間的關系入手，說宗派主義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因為“你既包辦一切，任何事情都不跟他商量，或只教他畫諾，那他就被造成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又常常是“嚴重的教條主義者，結果就必然使他自己成為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者，而且要強迫別人也不得不成為這樣的官僚主義者”，對此茅盾總結道：“所有這一切，其根源又是由於缺乏民主。開展民主是消除這三個壞東西的對症藥！”針對宗派主義的問題，茅盾說，不懂業務的黨員領導只重視更高一級的黨員領導，卻極度輕視非黨專家的意見，“這是不是可以說：不懂裝懂，念念不忘於什麼威信，就是促成了像上面所說的宗派主義的原因？”針對官僚主義，茅盾分析說，“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滋長這種官僚主義的土壤都是對於業務的生疏乃至外行”，“有一個時期，沒有學問而靠教條主義辦事的領導者，用各種帽子來壓服提意見的人，結果迫使本來沾染教條主義比較少的人也加緊學習教條主義，而結果被稱為‘進步’雲雲”。針對被統死的出版工作，茅盾滿腹怨言道：“問題真不少，我倒早就曉得，在三年前就知道一些。可是該怎麼辦呢？請你去問問主管這事的人們，大概只能得個這樣的回答：問題十分複雜，牽掣到別的部，牽掣到制度、體制（不是文化部內的體制）等等，因而得從長計較。如果要改弦更張（我看是到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決心必須來自最高方面。”公平地說，相比於李慎之、林希翎、儲安平等犀利的“右派”言論，茅盾這番肺腑之言，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相形見絀了。但是，如果比較茅盾1949年後的歷次發言，這一次，卻也是破天荒地語驚四座了。 　　因為這是預設的“陽謀”，據茅盾的兒子韋韜講，事後“有關方面”及時暗示茅盾的發言有錯誤，“要汲取教訓”，據陳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中講，在內部排隊中茅盾還是因此被定為“中右嫌疑”。對於這種暗中保護和網開一面，既有見人下菜碟之感，又存在有目的地整人之嫌。難怪楊獻珍當年私下里說：“不敢光明磊落表明自己的態度，竟然鬼鬼祟祟採取兩面三刀的手段，實在太不成話了。”阿倫特說：“一個政體不再使用恐怖作為威嚇手段，而它的本質就是恐怖，要使這個政體開始運動的話，沒有哪一種來自人類行動範圍的行為指導原則——例如美德、榮譽、恐懼——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務中採用一種全新的原則，完全不用人類的行動意志，只渴求洞悉運動的法則，根據這種法則，恐怖產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個人命運全取決於恐怖。” 二、積極表態 　　如果從茅盾自身和“反右”的歷史結果來說，他僥幸地躲過這一劫，真是要感謝“組織”，因為就在這一天，領袖撰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發給了黨內幹部閱讀。文中寫道： 　　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說來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 　　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他們是“國寶”，是惹不得的。過去的“三反”，肅反，思想改造，豈有此理！太歲頭上動土！…… 　　右派有兩條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短期內）在你們手里…… 　　文章的憤怒和大加撻伐的用意都已經很明顯了，只是最佳時機還未來到。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當天，最高層向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 　　既然因為自己的冒失險些釀成大禍，既然最高層已經暗示“何去何從”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茅盾當然要選擇歸隊、站穩立場了。但是，僅僅“夾緊尾巴”還不能算“改邪歸正”的，這一點茅盾早就心領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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