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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話題：錢鐘書為什麼沒有被打成右派？

http://www.CRNTT.com   2014-03-08 11:13:55

錢鐘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確實產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後，他最明智之處也就在於，很多事他看在眼裡，思在心裡，決不說、不寫，因為他知道，“禍從口出”。這和解放前比變化很大。吳學昭認為：“對政治誇誇其談，不是錢鐘書的風格。以錢先生對社會政治的極度清醒，對人間世態的深悉洞察，不論會上會下，談話絕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學術討論，一旦牽入政治，錢先生即三緘其口，絕不發言。多少年來，他保持沉默，不做頌聖詩，不做歌德式表態，但也謹言慎行，從不貿然就政治發表意見。”錢鐘書不說不代表沒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銷聲匿跡。文人士子，以文字筆墨曲筆含沙者並不少見。錢鐘書也不例外，李慎之回憶說，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讀到《宋詩選注》時，曾為書注語裡“偶爾爆發的狂言大語”而捏一把汗，還說喬冠華認為《宋詩選注》是“那年頭惟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這種曲筆言志的寫法，在“文化大革命”後推出的《管錐編》中更為常見。今者有人批評錢鐘書的“默默無言”，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這是缺乏歷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最後被迫而竟不知去向。劉衍文先生曾說：“要是錢公真的挺身而出，與那些不可理喻的豺狼抗爭，這無謂的犧牲究竟於中華文化何補？……在運動中錢公潔身自好，‘危行言孫’，絕不賣友求榮，助紂為虐，更不作弦箭之文、上勸進之表。箕子明夷，先生有焉。比之梁效諸公，何啻雲泥？不意責人者卻責之以死，其心何冷酷至此？此輩皆‘文革’後所生，事後高論，以炫其‘新’其‘銳’，不關痛癢故也。”錢鐘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錢鐘書“黑材料”中“污蔑領袖著作”等言論，我想不是無中生有，它符合錢氏說話的風格，這間接也說明了他對做《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的一種態度，對現政權的一些看法。 　　錢鐘書自己分析，他能輕易逃過關，主要是他非共產黨員，從未出過風頭，罵過什麼人，捧過什麼人，所以也沒有什麼“劣跡”給人抓住。這顯然是書生看法。其實“反右”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無辜的，都沒有說錯什麼話，都沒有理由被劃為“右派”，放在人民的對立面。僅僅因為自己的謹言慎行就能免於浩劫，這是天真的認識。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已被傳聞說過。“反動言論”的錢鐘書，能免於被劃為“右派”，應該不僅僅像楊絳說的這麼簡單。李慎之說：“我也一直懷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論在社會上流傳的鐘書，何以竟能躲過1957年的大劫。” 　　除了謹言慎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錢鐘書的“《毛選》翻譯”、“外事翻譯”等身份，使其身罩保護傘。在1957年之前，“《毛選》翻譯”、“外事翻譯”，這些經歷一度讓海外盛傳他是毛澤東的英文秘書。錢鐘書曾對夏志清苦笑著說，他非共產黨員，怎麼會有資格去當毛的秘書？海外之所以會有他擔任過毛的秘書的傳聞，據周恩來的秘書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和胡喬木等中央高層都曾因外事顧問過錢鐘書。有人說，錢鐘書翻譯《毛選》，“此事具有明顯而光榮的政治意義”。“不論錢、楊主觀上是否有不問政治、甚至有意疏遠政治、清高超脫的傾向，但這件事卻使得他們實際上進入了比較高層的政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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