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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美國一個中國政策演變歷程與影響

http://www.CRNTT.com   2024-07-21 00:02:38

從《與台灣關係法》的效力來看，根據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款的規定，條約、憲法與法律均為美國法律的一部分；〔15〕當條約與美國國內法相抵觸時，法院通常會遵循“和諧性解釋原則”（The principle of harmony），將條約與聯邦法律解釋成不相衝突，當仍無法避開此種衝突時，則應該根據“特別法優於一般法”、“後法優於先法”以及“母法優於子法”的原則來處理。因而，依此邏輯，不論《上海公報》和《建交公報》在美國被界定為“條約”抑或“獨立行政協定（Sole Executive Agreement）”，《與台灣關係法》作為“後法”均優先適用於此二者。此外，1993年2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Minor Christopher）宣布：“包括本屆政府（里根政府）在內的每一屆政府，皆確認《與台灣關係法》在法律上優先於1982年公報（《八·一七公報》），前者是美國法律，後者為政策聲明”；〔16〕1994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1994-1995財年對外關係授權法案》，將克里斯托弗的聲明內容以法律形式加以陳述，以法律形式宣告《與台灣關係法》法律地位高於《八·一七公報》。結合美國“國內法優先適用”的邏輯，《與台灣關係法》作為國內法，其地位必然高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至此，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實質開始向強調《與台灣關係法》的方向傾斜，並為美國插手台灣問題提供所謂“法理根據”。總體來看，美國將《與台灣關係法》納入其“一個中國”政策的構成要素，一方面可以衝淡、弱化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一個中國”政策中的基礎地位，另一方面可為提升美台關係、擴大對台軍售和插手台灣問題提供“合法性”支撐。 　　（三）政策基礎由“三公報一法”變為“三公報一法六保證”的動因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中國被美國界定為“對手國家（Rival powers）”或“戰略競爭對手”，中美戰略競爭迅速加劇。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又將“六項保證”納入其“一個中國”政策的構成要素。這一調整主要出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納入“六項保證”是強化打“台灣牌”、“以台制華”的需要。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中國綜合國力取得了巨大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諸多關鍵領域取得顯著成果。對此，美國感到自身“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戰。在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美國雖然對此有所警覺並採取戰略重心東移，試圖將亞太地區作為美國未來軍事力量部署的重點地區，〔17〕但迫於多方面原因而未能如期實現。及至2016年奧巴馬政府得暇顧及時，中國已經發展壯大。特朗普政府上台執政後，為遏制中國崛起以確保美國霸主地位，開始強化打“台灣牌”的力度和頻次。於是，美國將“六項保證”以明文方式納入美國“一個中國”政策的構成要件，以進一步衝淡、削弱三個聯合公報在其中的效力，以便於從政治、經濟、貿易、科技、軍事等各個方面加強對中國的遏制，從而維護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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