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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話劇是遼闊的中國史詩

http://www.CRNTT.com   2010-09-29 13:36:48  


 
  與1935年辯解《雷雨》“不是社會問題劇”的時候相比,曹禺此時的想法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自己批判《雷雨》是“悲天憫人的思想歪曲了事實,使一個可能有些社會意義的戲變了質,成為一個有落後傾向的劇本。這裡沒有階級觀點,看不見當時新興的革命力量……” 

  曹禺開始動手修改舊作。1951年,開明書店邀他出版劇作選集,他借此對《雷雨》、《日出》和《北京人》做了修改。修改後的《雷雨》,原本忍辱負重的侍萍有了鬥爭精神,見到周樸園就大罵“殺人不償命的強盜”。周萍完全成了一個玩弄女性的紈絝子弟。魯大海則被改寫成一個勇敢有覺悟的工人罷工領導者。人物的“階級本性”更加突出了。 

  曹禺的修改基本是按照周揚在1937年發表的一篇《論〈雷雨〉和〈日出〉》來修改的。這次主動修改並沒有獲得好評,作家張光年等人就有批評。周恩來也不贊同,他曾說,《雷雨》之所以能站得住,就是因為“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個時代”。 

  到了1954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禺劇本選》時,曹禺又恢複了三部作品的原貌。“現在看,還是保存原來的面貌好一些。”曹禺在前言中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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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 “明白了,但精神已經殘廢了” 

  日常事務日益增加。1952年6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曹禺任院長。 

  這年年初,周恩來總理找曹禺作了一次長談,詢問了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已經5年沒寫出新作的曹禺提出,想寫知識分子的改造。周恩來認為這個主題很重要,值得寫。 

  1952年,曹禺在北京協和醫院蹲點體驗生活三個月,做了大量的調查,各種記錄就記了20多個筆記本,在此基礎上創作了他建國後第一部劇作《明朗的天》。事後被稱為是一部“勉強適應時代但真誠的創作。” 

  對曹禺來說,這次創作是十分艱難的。田本相說,曹禺過去寫劇本,常常是先湧現一個人物,一個場面,逐漸地形成整個劇本的結構,沒有事先預定的主題。寫《明朗的天》就不同了,據當時一位記者記述,“寫作之前,曹禺同志就明確了自己寫作的思想意圖,明確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必須在黨的教育下進行思想改造。” 

  “文革”之後曹禺對田本相回憶寫《明朗的天》時曾說:“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怎麼思想改造,我怎麼寫”。曹禺晚年已經明白,但他也對田本相說,自己猶如“王佐斷臂”,“明白了,但精神也已經殘廢了”。 

  三年困難時期,所有劇團都被下達命令,要寫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弘揚艱苦奮鬥的精神。1960年,曹禺帶著於是之和梅阡,合作寫出了《膽劍篇》。《膽劍篇》當時也引來不少好評。但周恩來提出,這部作品沒有讓他再像過去那樣感動,“作者好像受了某種束縛,是新的迷信所造成的。” 

  1961年,周恩來對曹禺提出,希望他能寫一個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歌頌民族團結。歷來昭君出塞在戲曲中都是悲悲切切的形象,而曹禺要反歷史題材而行之,塑造一個“笑吟吟的王昭君”。 

  當年夏天,曹禺就到內蒙去體驗生活,為《王昭君》的創作搜集資料。因為“文革”爆發,直到1978年《王昭君》才創作完成。對這部話劇褒貶不一,批評者認為不真實和過分美化。梁秉堃說,當時香港就有人批評,“這不是曹禺的作品,肯定是偽作”。 

  萬方最近整理父親的資料,發現60年代北京附近發洪水,曹禺還去寫過抗洪。他留下了很多筆記,記錄群衆怎麼抗洪,有些什麼事跡,但最後沒能寫出劇本來。 

  曹禺一度還准備寫一個勞動模範,是個街道小副食店的售貨員。為了體驗售貨員的生活,曹禺跑去副食店給人打醬油打醋,最終也沒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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