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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反孔子的“托拉斯”

http://www.CRNTT.com   2012-05-31 12:01:27

“殺君馬者道旁兒” 　　“五四”那天，胡適不在北京。他的老師杜威在上海演講，胡適陪同翻譯。直到第二天，住在北大教授蔣夢麟家裡的胡適剛剛起床，就聽見有人敲門，隨後進來幾名記者，後面還跟著張東蓀。報紙隨後送到，各報首頁都是有關北大學生遊行示威被抓捕的大標題。他還不知道，當天學生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傅斯年。 　　5月7日，上海市民響應國民外交協會的號召，在公共體育場召開國民大會。大會由複旦學生代表何葆仁擔任主席，全場一致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要求懲辦國賊，不得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歸還青島和撤走膠濟鐵路沿線軍隊，並廢除“二十一條”。 　　胡適也大汗淋漓地擠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要聽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故擠到前台，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完演說，跟著大隊去游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裡衣濕透到夾袍子。” 　　5月29日，胡適陪同杜威回到北京。此刻學生還在罷課。胡適深感焦慮，他希望學生盡快複課。這一點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是一致的。“五四”當天，蔡元培就站在學校門口希望阻止學生出門，他認為示威遊行不能扭轉時局，而北大因提倡學術自由，已經被守舊人物和政府所厭惡，如果鬧出事來反倒給了懲戒北大借口。 　　蔡元培已身心俱疲，他雖然同情學生的愛國熱情，但一向認為大學是做學問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現在自己忽然成了學生的靠山，而政府又視他為幕後主使，無形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蔣夢麟後來在自傳中轉述了蔡元培對未來的擔心：“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 　　5月9日，蔡元培留下了一張字條辭職而去。上面寫著，“殺君馬者道旁兒”。這個典故出自《風俗通》，意思是一匹好馬跑得很快，但路邊看客不停地鼓掌，馬不停地加速，結果不知不覺地被累死了。蔡元培說的是自己的處境，也是對學生的擔心。 　　一年之後，胡適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紀念“五四”的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他表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幹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學生界發生的。”五四運動推動了國民的覺醒，激發了青年個性解放的要求，帶來了社會的新氣象。除了這些積極的因素，胡適也感到隱隱的憂慮。 　　新文化運動經由五四運動而被政治化。胡適看到學生已經成為政黨的武器，成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曾在國民黨內負責青年工作的朱家驊後來說：“五四運動後不久，青年運動的本身，又側重於政治運動。當時的各種政治組織，都在‘誰有青年，誰有將來’的觀念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於是青年也變作了獲得政權的一種手段。” 　　社會風氣與學生的心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掛冠而去的蔡元培，後來含蓄地指出：“因學生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依賴心，精神上的損失著實不少。”這是一種比較委婉的說法。查毓英在給胡適的信裡專門對青年們的風氣提出尖銳批評。他說，北大學生熱衷開會，每年大會小會不下千次，而“關係學術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學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將前什麼會議代表、主任等字樣印於名片”。大家無心學術，考試舞弊的現象頻出。學校裡高談闊論的人多，實地做事的人少。 　　胡適在北大的十餘年中，從教授到文學院長，再到校長，面臨一波又一波的學潮，學生罷課如習慣性流產。他嘗夠了“殺君馬者道旁兒”的滋味，但卻從沒辭職過。 　　幾乎在每一個“五四”紀念日，胡適或寫文章或發表演講。他的態度從來沒有變過，學生關心社會是好，但不要受騙，不要空談主義，最不可取的就是罷課。胡適認為“罷課”就是偷懶和不負責任。 　　胡適始終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本質應該首先在於思想文化的啟蒙。通過接觸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複活起來。直到他生命的盡頭，這種看法與信心仍舊沒有動搖。1960年7月，在華盛頓大學舉辦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上，他以《中國傳統與未來》為題做公開的演講。在演講的最後，他說：“簡言之，我相信‘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傳統，不曾被毀滅，也絕不可能被毀滅。” 　　然而令胡適感到遺憾的是，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本身雖然值得讚揚，然而就中國文藝復興而言，他仍舊是個不受歡迎的幹擾。因為在胡適看來，五四運動標誌了中國學術界政治化的開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最終拉開了政治運動的大幕。胡適歸國時所期待的思想革命遠未完成，作為“新政治”基礎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便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他當初立意要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礎，這個目標已經落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蔡元培寫了首詩送給胡適，其中一句就是，“道上兒能殺君馬，河幹人豈誚庭粗”。胡適晚年在台灣，又把這句話說給了《自由中國》的同人雷震。胡適勸雷震不要再組建反對黨，組黨一定沒有好下場。不久後，《自由中國》雜誌被封，雷震被軍事法庭判入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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