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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8 09:03:21

“我奶奶膽子比爺爺大，有一年家裡來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邊砸門，一腳將爺爺踢倒，刺刀對准爺爺胸口，嚇得爺爺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爺爺，爺爺出門想跑，那鬼子一勾槍機，子彈從爺爺耳邊飛過。此後，只要聽說鬼子來了，爺爺就先跑了，家裡往往是奶奶留守。” 　　《紅高粱》中的王文義是莫言的老鄰居，真名實姓。王文義是個老實人，年輕時當過幾天兵，他膽小，鬼子打槍，可能是擦著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頭沒了”，把槍扔到水溝裡。連長氣得罵：“沒有頭，你還會說話啊！” 　　《紅高粱》在莫言村裡放，王文義看到莫言把他寫死了，憤怒地拄著一根拐杖找管貽範：“我還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兒子就把我給寫死了。咱們幾輩子的鄰居了，怎麼能這樣子糟蹋人呢？”管貽範回說：“莫言小說裡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父親這個土匪種’，難道我是土匪種嗎？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後來莫言回家，買了兩瓶酒給王文義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個大英雄了。他說什麼大英雄，有聽到槍聲就捂著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頭沒了’的大英雄嗎？我說您不是很英勇地犧牲了嗎？聊到後來，大叔很寬容地說：‘反正人已經被你寫死了，咱爺兒倆就不計較了。這樣吧，你再去給我買兩瓶酒吧。’”莫言回憶說。 　　小說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以後，莫言一炮而紅。 　　當時，有人提議莫言應該把這個題材集中寫成一部長篇小說。莫言就把《紅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結集成《紅高粱家族》發表出版。 　　《紅高粱》裡，莫言寫了“我爺爺”，也寫“我奶奶”。在《豐乳肥臀》和短篇小說《五個餑餑》和《石磨》裡，莫言寫到了自己的母親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歲嫁給管貽範。高淑娟在黃土地勞累了一輩子，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1961年春節，正是吃不飽飯的日子，她把從牙縫裡摳出的幾斤白面，做成餑餑放在祖宗神位前當供品，年剛過完，婆婆讓兒媳婦去收回，沒想到餑餑被討飯的偷走了。這可是一大家裡半個月的口糧，高淑娟背負著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寫了篇《五個餑餑》。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鄉住了幾十天，寫了《豐乳肥臀》。《豐乳肥臀》讓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學獎的10萬元獎金。後來莫言轉業到了《檢察日報》，在影視部為他們編寫劇本。 　　“我母親五十多年裡，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等後來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著的時候經常感嘆自己命苦。”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我姑姑，洗衣機 　　1955年，給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貽蘭；1981年，給莫言女兒管笑笑接生的，也是管貽蘭；1986年，給莫言妻子杜芹蘭做流產手術的，還是管貽蘭。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記者問莫言要管貽蘭的地址和電話，莫言說：“不用電話，我姑姑是當地家喻戶曉的人物，她當醫生一輩子，那裡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 　　管貽蘭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莊隔河相望。作為《蛙》的真實主人公，因為莫言的獲獎，不時會有記者來採訪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歡的親人。“我小時候，家裡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給我看完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著眼聽。她醫藥箱裡給人打針的那種小紙盒，是我們最好的玩具。我寫小說以後，一直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說。”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退學回家務農，不想種地，還跟父親管遵仁學過兩年中醫。那時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面對繁重勞作的黃土地，覺得生活沒有出路，看不到未來，情緒低沉。 　　管遵義給莫言講過一個故事。舊社會青島有個老板的工廠開業，大門兩側需要掛牌，請了一些當地書法家寫字。當時一個農夫在門外看見了，他光腳進門拿起筆來就寫，寫到最後一個字不寫了，說自己手疼，一個月以後再補。老板後來一比，他的字寫得最好。後來他的廠要開業前一天，老板找到農夫寫了一個字，回家就對上了，一點不差。 　　“我父親講這個故事，是鼓勵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學好一樣東西，不然被別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貽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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