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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益耀：中國崛起成就大 能否複製且存疑

http://www.CRNTT.com   2012-11-30 00:12:51

這方面可說的話很多。我在拙作《中國模式中的農業現代化–附答“誰來養活中國”》（英文原著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的英國本部1995年出版，2002年再版；上引書名出自中文譯本，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春出版）一書中曾指出，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如何從1950年代初期糧食生產僅足以糊口的困局，不斷透過大規模（無償或近乎無償）（或曰奴隸式）的動員,讓農民冒著隆冬嚴寒，犧牲農閒季節，戰天鬥地，開展農田排灌工程，確保旱澇保收，高產增產；以至於改革開放前夕，在全國人口倍增、耕地面積不斷縮小情況下，全國人民果腹有餘，糧食自足率高達95%左右。而且幾十年來還能同時不斷創造“農業剩餘”，促進國家工業化；致令毛澤東時代正式結束時，工業部門所佔GDP比重，已接近一半，徹底改變了秦漢大一統以還“以農立國”的國民經濟格局；並為鄧小平時代開展改革開放奠定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基礎。最後這一點我在拙作《不可忘記毛澤東：一位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牛津大學出版社設於香港的中國分社2010年出版）中也已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此處從略。 　　　　　　　　政治經濟互動流程 　　無論如何，對比往日曆史，或非洲大陸和某些南亞國家而言，今日中國大陸十三多億人口，在共產黨治下基本上都已“溫飽無虞”；僅此一點，已不愧為“曠世功德”也（僅希望讀者勿單引此語，視為“洗腦”用詞）。實際上許多國內外論者都對當今中國的此一成就習以為常，不但視若無睹，反而專攻政治議題，對北京政權多有非議；並力催全面自由化，民主自由普選等一步到位。這也不可厚非，因為經濟生活水準不斷提升，必然引發經濟學者所說的“預期升級”（rising expectations）效應。然而，任何較為客觀持平的看法，都應該認同過去三十年來，雖然還不見有較為制度化和較大範疇的政治改革，但國人在許多不同領域所享有的自由幅度到底遠比文革時期或之前寬鬆得多了。我在《不可忘記毛澤東》一書中稱此種互動流程為“政治社會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因變數”：這也是近一、兩百年來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此一無往而不適的發展規律體現在中國大陸的實踐中可說是一個“經濟集中和政治自由如何取得平衡和互為影響與轉化”的問題。比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所顯示的其實並非當年一般所說的“經濟改革先行”而“政治改革滯後”的矛盾；而是任何“過激的政治自由化”勢必導致“積壓難返的經濟集中體制遽然解體”，讓各個地方政權和不同利益團體激烈競逐資源的潛在亂局爆發，而造成巨大損失和機會成本。蘇聯1991年因“政治改革先行”被迫採用“休克療法”而導致經濟大崩潰，民不聊生，正好印證了這一個內在的巨大風險。這是沒有任何政權所能容忍或接受的。因此，當年六四悲劇的發生，或可說是學運和民運分子“好心做了壞事”的結果，可歌可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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