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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傅國湧 　　中評社北京11月7日訊／“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廣東《時代周報》4日登載文史學者傅國湧的文章“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內容如下： 　　整整四十年後，沈元對絕大多數國人來說仍是個陌生的名字，網上關於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點兒冷清。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數學子連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說沈元了。這個流血太多、至今還將許多流血者的名字視為禁忌的民族，沈元只是這個被殺者名單中的一個，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名錄中，他能擁有一席之地，幾百字的介紹，似乎已屬萬幸，因為更多的人連姓名都已被湮沒了。  　　當年的禍根 　　我讀過沈元同學郭羅基的長文《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北京大學反右運動回憶錄》，對他的生平和遭難才有了一點了解。沈元以“叛國投敵”的反革命罪被奪去三十二歲的年輕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種下禍根卻是在更年輕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時他在北大歷史系求學，滿腦子的雄心壯志，要成為“未來的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贊”，他也確實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學上有過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學者的賞識，憑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範文瀾的好評。 　　一九五六年，他有機緣從英國《工人日報》讀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震驚之餘，他摘譯了部分內容與同學分享，這是他們課堂上學的《聯共（布）黨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學之間的議論中，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後，郭羅基仍記得他當時的疑問，“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麼不能寫信史？斯大林憑什麼掌握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幹了壞事可以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僅歸結為個人崇拜，他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年代問題。一九五六年所謂 “雙百”方針出台，正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何況又是私下的議論，他自然沒有什麼顧慮。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墻報《准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制鳴放，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搞的。“五一九”以後，他雖然也同意林希翎、譚天榮的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還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裡他是標準的左派。說到底，他只想做學問，鑽他的故紙堆。 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劃右派時，他還是在劫難逃。 　　來自身邊的“指責” 　　在感嘆命運之神對沈元的不公時，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嘆一個天才的夭折，賞識他的黎澍認為他遭難的因由來自人妒其才。這些說法也許沒有錯，我更在意的則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場災難降臨以後，包括他身邊的同學、最接近的人們做出的反應。“在對沈元進行揭發批判時，四二三號房間原來受他影響的人，都紛紛起來揭發，同他劃清界限。”那些同學當初可都是認同他的觀點，而且是一起出的墻報。他的中學女同學、時在北大東語系的宋詒瑞直接找到郭羅基，要與沈元劃清界限，把沈元與她的通信都交給黨組織。如果不是郭冒險把這些信悄悄藏了起來，他們很可能因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幸免的宋詒瑞多年後編了一本紀念沈元的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一個北大高才生之死》。 　　遠在“鳴放”之前，沈元的黨員同學就指責他“不靠攏黨組織”。他的一舉一動早就被悄悄地盯著，當然每個人都被盯著。這就可以理解郭羅基想保他過關時，上級認定 “他早就是右派”，不僅指出他的“《准風月談》就是向黨進攻，座談會上的發言更是猖狂地向黨進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那些私下的議論。原來指控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年代”的伏筆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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