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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難盡張申府

http://www.CRNTT.com   2010-11-21 10:45:41

張申府的思想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和平主義影響。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大決戰中，張申府一直反對內戰、力主和平。當共產黨節節勝利、即將進行淮海戰役時，張申府仍在《觀察》雜誌上書生氣十足地呼籲和平，要求雙方停戰。結果自然受到勝利在望的共產黨及民盟左派領導人的批判，並被開除出盟。共和國成立後，張申府供職北京圖書館。據趙儷生回憶，建國初期有次聽蘇聯專家報告，會後恰與張同行，“他隨身帶著一部木刻線裝書，一套四本，我拿過來一看，竟是一部《麻衣相書》。嗚呼，張先生竟研究起這種東西了，怎不叫人吃驚！”（同上，第159頁）讀史至此，筆者也不禁“嗚呼”：如果張先生早幾十年就研究《麻衣相書》，或許會看出那個當年無人注意的圖書管理員將是一個 “倒海翻江卷巨瀾”、攪得“四海翻騰雲水怒”的人物罷？難怪，大字不識幾個的“海上聞人”杜月笙有句名言：不識字不要緊，不識人可不行。 　　雖十分冷寂，但“不識人”更“不識時務”的張申府在1957年還是未能逃脫“右派”厄運，直到1978年始獲“平反”。 　　“求真”與“求善” 　　在張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學與“求善”的道德是內在相通，互相發明的。“科學規律”加深、加強了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念，“社會主義”又使他對“科學”的價值備加推崇。將“真”與“善”統一起來，是他的理想目標。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雖具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傳者中只有極少數是研究“科學”的，而張申府便是這極少數之一。作為數學系學生，他具有某種“得天獨厚”的優勢，敏銳地察覺到到世紀初以羅素為代表的分析哲學、數理邏輯學在思想史上蘊含的巨大革命意義，並深為這種哲學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術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並不是空洞地宣傳“科學”，而是腳踏實地、終生不輟地譯介、研究羅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學，為“科學的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做了開拓性工作。更難得的是，他推崇科學卻不徹底反傳統，對儒家的“仁”亦極推崇，力圖溝通“仁”與“科學法”。在當時的思想先進中，這是十分罕見的。 　　大約在1914年，張申府在北大圖書館偶然讀到羅素的 《我們的外界知識》一書即被其吸引，由此對羅素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對羅素的數理邏輯理論更是推崇備至。他在《新青年》上稱頌羅素“是現代世界至極偉大的數理哲學家，是於近世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開一新時期的一種最高妙的新學〈即數理邏輯（名學），也叫記號邏輯或邏輯斯蒂科Logistic〉很有創發而且集大成的。”他認為數理邏輯的產生是哲學“科學化”的重要標誌，更證明了哲學及所有人文學科不僅應該，而且能夠“科學化”。這一點，恰恰適應了當時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運動的先進們認為中國種種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學精神的匱乏，而且將“科學”歸納為西方文化的兩大特點之一而加以推崇。張申府自不例外，認為西方文明，自古及今的最大特色，一言蔽之，不外乎邏輯，而科學精神為現在中國所最缺”。所以當務之急是用科學思想戰勝非科學思想。正是基於這種抱負，他一點點地把數理邏輯、摹狀詞理論、語言分析等中國人聞所未聞的理論介紹進來。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將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巨著《邏輯哲學論》譯成中文發表，題為《名理論》，為該書英、德文對照本出版後的第一個其他文字譯本，使西方學術界甚為驚訝。然而中國哲學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產生足夠的重視，並形成一股“維特根斯坦熱”，這恰恰也反襯出張申府當時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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