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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難盡張申府

http://www.CRNTT.com   2010-11-21 10:45:41

個人與社會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張申府卻因“一言不合”而執意退黨，其中固然有個人性情、人事糾葛等原因，但思想淵源，卻是更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張申府深受羅素思想的影響，他在介紹羅素的哲學思想、社會觀點時，對羅素的“個人主義”亦極讚賞：“他（羅素，筆者注）最重視個人，個人的自由，小團的自治，與他哲學里的重視個體與主張絕對多元，實不無關。”在張申府的思想中，“個人”與“集體”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銳，無法真正解脫。所以，他在1930年代發表一系列雜感的《所思》、《續所思》中，認為社會問題的核心是“群與己，少與多”的關係問題，“過顧社會則礙個人，過重小己亦妨社會。”如何處理“群己”關係，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問題。從個人經歷可以看出，這一問題對他有著特殊的意義。作為深受羅素、羅曼羅蘭等人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影響的新文化運動先鋒之一，他對以個性獨立、個性發展為核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觀念一直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譯介者、信仰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之一，他對以集體主義為目的大同境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又始終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意。這種內心的矛盾，是他難以紓解的，也是他的悲劇的根源。 　　張申府的理想社會，是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個人主義。如何得個人主義？得個人主義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礙己。個人主義之極致，即是大同之極致。大同之極致，即是個人主義之極致。故此個人主義為大同個人主義。解群己之糾者，在於是”。其實，這“大同個人主義”畢竟只是一種美好而蒼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國“新式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一方面，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他們無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個人主義”取向；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忍受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取向。而如何才能實現理想的“大同個人主義”呢？張申府只能寄希望於人類的理性：“解決此問題自宜更循人性而審選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約反射之律，於此實大有助益……換辭來說，人生必須由科學的進展，人性的認識，社會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達於仁之境。”他認為，通過諸如條件反射學說便能“科學地”認識人的本性，可以據此作出理性的選擇，造成群己和諧的合理社會，使政治由暴力的變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須變成理即是力。”在暴力衝突異常激烈的近代中國，呼籲有“理”代替“力”確實顯出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種在現實劇變中的無奈。這種悲劇精神與無奈之感，確也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 　　總之，在張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學與價值、個人與社會、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匯於一處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於他篤信物我一體的 “通”：“一與通是東方哲學之特長。多與析則是西方哲學之所擅”，“我則祈：於多見一，由析達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為歸宿”。的確，“一”與 “多”，“析”與“通”，“仁”（價值理性）與“科學法”（工具理性）之間如何定位，是張申府先生給我們提出的問題和任務。 　　作者：雷頤　來源：經濟觀察報 2010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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