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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民主的危機及其未來 | |
http://www.CRNTT.com 2014-05-13 09:18:45 |
民主也須要與時俱進 如同任何政治體制,民主也須要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需求。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仍然是對的,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西方民主所依賴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的時候,民主的形式就要發生變化。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所面臨的,是其政治結構和其所處的經濟、社會結構之間的深刻矛盾。 首先,民主需要一定的經濟條件。經濟結構最為重要,因為這基本上決定了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而社會結構又決定了民主的社會基礎。中產階級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主體。如果民主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擁有一個有利於產生中產階級的經濟結構。毫無疑問,要實現這樣經濟結構,西方必須花大力氣來調整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現在的產業結構是富豪-窮人結構,即絕少數人掌握巨大的財富,而大多數平民則沒有足夠的收入。這個結構不僅產生不了中產階級,而且在摧毀著傳統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當然,與此相關的是全球化。全球化為資本所推動,其所產生的好處也流向資本。西方社會越來越分化。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是不會有高質量的民主的。 同時,西方也必須改革社會政策。西方社會政策或者說福利政策在實現社會公平、保護中產階級和穩定民主秩序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可以說,沒有社會政策,不僅資本主義,西方民主也很難生存。歷史地看,社會政策既是對資本主義產生弊端的反應,同時也可以說是社會政策拯救了資本主義。不過,今天西方的一些福利社會已經發展到了極端。福利制度的極端化並不是因為福利制度本身,而在於“一人一票”之下的政治民粹主義。道理很簡單,“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要求“一人一份”的(經濟)貢獻,也就是說,一個社會要實現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之間的平衡,但在現在的福利體制下,人們可以用“一人一票”的政治權利來獲取“一人一份”的社會權利,而“一人一份”的經濟貢獻則被大大忽視。在選票決定一切的情況下,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許諾選民,導致了用政治權力來重新分配公共服務,既造成了很大的浪費,也培養一部分人“不勞而獲”的意識。如果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不能回歸平衡,民主很難回歸正常運作。 要改變這種情況,西方的政治精英必須從選票民主中脫離出來。選舉只是民主的一個部分,或者說表達民主的一個程序,民主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內容。這一點上,西方似乎還須回到近代以來人們一直所注重的政治“美德”。在大眾民主之前,西方的民主實際上是選拔制度和選舉制度的結合,先選拔好一些具有“美德”的候選人,然後交給人民選舉。在大眾民主時代,政治“美德”已經衰落,變得毫無價值,因為選票而非“美德”規定一個政治人物是否是“精英”。在這個領域,西方民主也可以向東方的任人唯賢制度(meritocracy)學習。在任人唯賢制度下,候選人的素質要包括教育程度、工作經驗、決策能力、清廉和個人美德等方面。只有在滿足了這些基本條件之後,才可以出來交予人民選舉。強調“美德”,也可以促成政治精英之間重新達到共識,而無需訴諸民粹主義,討好選民。精英之間的共識政治,可以促成政治人物去考量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從而實現民主的可持續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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