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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眼淚

http://www.CRNTT.com   2014-08-03 10:00:37

這是我讀過的所有和文革相關的故事中最動人的片段。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愛情，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動人的傳奇。在上海中國公學，年輕的教員沈從文愛上了學生張兆和、堪與宋氏三姐妹相媲美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張兆和跑到校長胡適那裡去告狀，胡適卻語重心長地說，這人很好啊，未來會是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當然，這只是漫長故事的開始。對沈從文來說，張兆和就是女神，不折不扣的守護者。他需要一個高於自己的對象，用來愛，用來傾訴。每當兩人分開，沈從文獨自旅行，他總能寫出最動人的情書。早期，他在信中使用各種稱呼，三三，三姐……而後來，他則一直稱她為“小媽媽”。沈從文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給妻子張兆和的，“三姐，我對不起你”，在小十多歲的張兆和面前，他一直是一位孩子。 　　沈從文吸溜吸溜哭起來，那時他肯定想起了在蘇州，張兆和終於開始接受他的那些時光。沒有張兆和，早期的沈從文不會寫出那麼多好的小說，沒有張兆和，晚期的沈從文肯定活不下去。但是站在今天，我並不需要講述這段愛情在文革中的感人片段，我想說的是相反的東西：在愛情和親情中，其實藏有非常可怕的東西。在文革那樣的時代，它甚至可以成為壓迫的一部分。 　　如果對比1949年後的中國和蘇聯時期的俄國知識分子，我們會發現，同樣是面對思想改造、流放（事實上蘇聯作家面臨的環境也許更可怕，因為有更多的直接槍斃），中國作家或知識分子的表現，遠遠沒有蘇聯同行剛烈和具有反抗性。（有關蘇聯作家的反抗，去年出版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中文版可見一斑）中國作家也有很多自殺的，也有很多成為暴政的幫凶的，但是卻缺少堅韌的反抗者。除了兩國文化傳統不同之外，家庭觀念的差異是否也是一個因素？ 　　1956年8月，沈從文到青島療養，到了這個在30年代初自己曾待過的地方，他忽然就來了靈感，剛去沒幾天就完成了一個短篇，卻被張兆和潑了冷水。“這文章我的意思暫時不拿出去。雖然說，文藝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寫重大題材，但專以反對玩撲克為題寫小說，實未免小題大做；何況撲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運動中，發表這個作品，我覺得也是要考慮考慮。”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反右”，已經如火如荼，張兆和的謹慎並非沒有道理。1961年，沈從文又到青島休養，張兆和抽空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這一次是鼓勵，“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在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方面的鼓勵，安排創作條件，老是為王瑤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這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對時代的認識，張兆和似乎比沈從文要正確得多，她鼓勵他創作，並不是要按照他本人的心願，而是要按照時代和黨的要求進行創作。1961年，這樣做似乎是安全的，但時間並不長，沈從文還沒反應過來，更嚴酷的現實就來了，尤其是文革開始後，任何形式的寫作，似乎都是危險的。1970年，沈從文在湖北幹校寫起古體詩來。張兆和、兒子沈龍朱等親友都擔心沈從文寫詩可能帶來意外的災難，沈從文考慮過後決定接受他們的勸告。 　　親友的關心當然都是發自內心，在那個時代，沒有這些關心人是否能活下去都會成問題。尤其是考慮到文革中，夫妻之間互相揭發、劃清界限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張兆和對沈從文的告誡和提醒，不僅正當而且感人。但是我們仍不禁感嘆，體制的威力要真正施加到個人身上，家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環。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較強，對作家來說，考慮作為整體的家庭的利益，似乎是應該的，而在那個時代，要趨利避害，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似乎是不二之選。作為個體的作家，面對抽象意義的權力或者現實的危險，也許並不會缺乏反抗的勇氣，但是要考慮到家庭的利益，做出讓步就是很自然的。1974年，沈從文下定決心，要把關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書寫出來，張兆和擔心沈從文沒有止境的熱心攬事，反倒可能會招惹是非和禍害。這一次，兩個人鬧起了矛盾，沈從文給張兆和寫了一封萬言長信，開頭就說：“你的話，不是不對，是‘語重心長’，值得銘刻於心上。可是主要還是近於怕事、自保，求在社會大變動中，不受意外衝擊。”幸運的是，這一次沈從文沒有聽張兆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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