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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訪談：中國電影毛病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08-11-28 07:53:52

賈：是有這個情況。比如我發表自己見解的空間要大多了，從這方面說的確有極大的改善。但問題在於，這從另外一個方面可能又限制了我的電影和觀念所傳達出來的真實的話語，因為這個話語會被符號所遮蔽。  　　比如說我一直強調電影的文化作用，電影可以是傳達思想成果的很重要的媒介。但因為被符號化了，公衆會有一種認識慣性，這是在那樣一種處境裡面的人所發出的聲音，所以會覺得是因為他的電影不賣座，所以他才不得不堅持這樣的文化觀點。但是當我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根本和我個人處境是沒關係的。又比如，實際上我對主流電影工業非常關心，也非常認同，我並不是反工業，也不是反大成本、大制作。在咱們上次對談中，我反對的並不是電影工業，而是有一種電影的操作和電影傳達的意識形態，諸如對權力的認同和操作過程中和權力的結合，這個東西破壞了大的社會原則。但是普遍的，即使是讀過那篇文章的人也會說，你是反大片的，你是反工業的，你是不認同商業電影的。這個就很粗放了，就等於是說，你賈樟柯就應該是這樣子，你具體談了什麼不管。因為話語符號化、標簽化、類型化了，你豐富的話語裡面傳達的準確信息其實收不到，他完全用主觀改造了這個話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這個，一說賈樟柯就是大片的對立者。我不是一個對立者，我跟大片不對立啊。 　徐：那麼，我很想聽你點評一下這兩年的大片。  　　賈：《集結號》和《投名狀》，我們去了兩個電影院都買不到票，人太多，就沒看。《集結號》是後來在飛機上看的。《赤壁》只看了片花。  　　《色，戒》是在電影院看的。從同行的角度來說，這部電影有一個遺憾，我覺得沒有拍出我想象中的氣氛。我對《色，戒》是有期待的，這與我對民國的興趣有關係。1949年之後我們和民國徹底告別，變成了新中國，但台灣有遺存下來的脈絡，對民國我相信他們比我們更了解。我以為電影裡應該有一種熟悉的陌生感，結果看完我非常熟悉，卻不陌生。  　　我想說的是，李安，可能也包括吳宇森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從好萊塢制作團隊回到中國制作團隊以後，電影的制作質量下降了。比如說在《色，戒》裡面，場面調度和控制不是很好，包括出現上海的街道，你感覺那個場面調度很粗心，沒有節奏感和層次，像是電視劇裡面，街上隨便放人走就完了。從導演業務來說，這方面有一點失控，外景氣氛不理想，這其實和副導演有很大的關係，他應該幫助導演進行場面調度。還有演員，說句玩笑話，常看上影的電影，那裡面走來走去的人會發現都很面熟。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制作這樣的電影，你是不是應該用另外一個渠道來尋找那些面孔。現在電影裡的這些面孔沒有“古相”，有些一看就是吃麥當勞長大的，那樣身體和長相絕對是不一樣的，你能看出來。梁朝偉再像民國人，周圍的不像有什麼用。  　　從這個角度來說，你能看到好萊塢和內地電影工業的差距。同一個導演，甚至攝影師都從好萊塢請來的，但副導演、制片、當地的群衆演員、服裝、美術，所有的結合到一起，呈現電影工業能力的時候，這些在好萊塢拍得很好的導演，制作水平明顯降低。並不是說這些作品不優秀，而是整個工業的確有很大的差距。  　　徐：說到改變整個中國電影工業基礎薄弱的現狀，很多人給出的路徑就是多拍這樣的大制作和中等成本的商業電影。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賈：我更看重電影工業中的人才。商業電影需要一個本，就是人才。現在大片的導演，除了內地兩三個以外，都來自港台，陳可辛在做，吳宇森在做，李安在做，徐克在做，武術指導和美術指導更是這樣。大片實際上形成了華人地區優秀電影人才的一個集合。但是內地的創作人員，甚至整個兩岸三地更年輕的創作人員，他們的成長機制在哪裡，我還沒有看到。  　　比如說好萊塢，它有兩個固定輸送人才的渠道。一個是歐洲，嶄露頭角的藝術電影導演會被吸納，優秀的工作人員也會被吸納，特別是倫敦，基本上是好萊塢的腦袋，很多電影是在倫敦策劃，然後拿到好萊塢去制作。另一個就是紐約，獨立制片的基地。像這樣好的電影文化才能長出人才。所以我們要建立中國的電影工業的話，就要建立我們的電影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並不矛盾。  　　實際上，我所了解到的優秀的商業電影，在策劃過程中都是把情感的表達和藝術放到裡面，然後再用更大衆化的手法來講述這種情感和哲學。比如《教父》，比如《魔戒》，比如《星球大戰》，這些電影裡，導演的出發點都有著很強的感情和哲學層面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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