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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周其仁：中國值得慶幸的地方，是逐步從僵化的教條走了出來，從實際出發，選擇重新界定權利的道路。至於這個權利界定過程，先走哪一步，再走哪一步，是從實踐中探索出來的，一邊試、一邊看，最後把穩定的權利變成法律，變成了一套長期的章法。 不應忘記，鄧小平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方面的巨大貢獻。在我看來，鄧小平做對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國家政策推向了為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創新活動提供合法承認的正確方向；第二，重新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經濟舞台；第三，重新認識“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如果用最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准，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會被寫入歷史。 　　記者：但是對中國為什麼會取得如此成就，人們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國際上一種流行的意見說，中國就是勞動力太便宜，才有國際競爭力。國內不少人也相信這個解釋。 　　周其仁：我一直不同意這個解釋。我提出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勞動力難道不是更便宜嗎，可是為什麼那時中國的產品遠沒有今天的國際競爭力？從道理上看，勞動力便宜是要素有競爭力，但要素不會自動變成產品。把要素變成產品，要經過組織和制度，過去由於體制不對頭，中國的要素固然便宜，但組織和制度的成本極其高昂。中國在開放下的高度增長，真正的秘訣就是通過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制度和組織成本。這就使得廉價勞動力的因素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農民、工人、技術員、企業家，地方和整個國家才一起發力，並經由個人學習曲線的提升，把產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全球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就是說，重新界定產權顯著降低了制度成本，刺激了持續的經濟增長。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的產權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奠定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改革與腐敗賽跑 　　記者：在你看來，中國走的是一條漸進的產權界定路線，這樣的路線有何利弊？ 　　周其仁：重新界定產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哪一個方面的問題嚴重了,就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這也帶來一個結果，就是權利界定不是全面的齊頭並進，而是不整齊、不均衡推進的，遠遠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厘定、約束與保障”。這樣，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矛盾和衝突，需要在不同的權利之間重新建立平衡。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難點。從體制目標來說，產權安排必須是普遍的，不能保護了這一方，就侵犯了另外一方。經濟自由是有邊界的，起碼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則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問題是，漸進的改革過程，卻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由於種種原因長期滯後。 　　現在大量的實際問題，包含嚴重的環境污染、農地征用、礦業開采、舊城改造、山林經營權確定，以及行政壟斷行業、政府職能轉變等等，似乎很難取得突破。這些問題難就難在權利怎樣進一步得到清楚界定，其中最困難的一點，是產權界定的自發活動，能不能及時得到擁有合法強制力的國家的承認？沒有強制執行的“產權”，不可能成為市場秩序之源。 　　記者：這裡面有一個悖論性的難題——要求合法強制力提供產權界定的公共服務，但社會怎樣約束、監督合法強制力不被濫用、私用而使產權界定過程變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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