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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記者：那也是你們離政治最近的一段時光。  　　周其仁：我是一個非黨人士，不懂政治，很喜歡舒爾茨的一句格言，“關心時勢，不熱衷於政治”。不過機緣巧合，在杜老領導下參加了80年代五個中央農村“一號文件”起草的全過程。有一年文件搞出來以後，通過了相關程序，杜老精心修訂文字，最後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輕人到國務院印刷廠擔任最後的校訂。平時很調皮的我們，也知道責任重大，工作很仔細。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這份黨內文件印出來後我應該是不可以過目的！真的感謝那個時代，農民、基層和地方的改革創新源源不斷，而執政黨決策層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主導，主政者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經驗基礎上決定經濟政策。我們這些年輕人生逢其時，在村莊田野和中南海之間來來回回，調查、訪問、整理、匯報，不經意之間就走進了一個書本上沒有的學問天地。  記者：從農發組到發展所，都同中國政策的決策系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調研報告可以直接送到中央領導人的辦公桌上。為什麼當時的一些決策者這麼看重一個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研究機構呢？  　　周其仁：我理解首先是因為分權改革的需要。大家知道，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毛澤東去世以後，這種模式難以為繼，開始了分權化改革的新歷程。分權化改革要求決策者的眼睛向下，了解分散於各地實踐的真實信息。但是，分權改革也使掌握真實情況變得越來越困難。八十年代中期後的北京和各個省城，形勢討論會層出不窮，就是因為改革推進之後，怎樣準確估量形勢變化成為正確決策的關鍵。在那個背景下，需要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信息和判斷。從這個意義上也許可以說，分權改革開發出了一個決策信息的  　　“市場”，發展組/發展所的年輕人生逢其時，提供了一點農村社會真實情況，也提供了一點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創出了一小塊招牌。  　　記者：所以在八十年代，發展組/發展所很有知名度，而且頗有些神秘色彩。  　　周其仁：知名度不是炒出來的。一方面，這個研究團體在農村調查這一件事上堅持了近十年，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借光於那個偉大的改革年代。因為八十年代中國農村的改革有聲有色，才使發展組/發展所的文章越做越氣派。另外，我剛才也講到，分權化改革戰略本身要求有一個獨特的信息和分析的市場。可能是剛剛開始的緣故，決策研究還不是那麼普遍的，所以就有點你說的“神秘色彩”吧。 　 　　中國走出一條新路 　　記者：從大學期間你就開始參加農村改革調查，前後持續了近十年。通過農村改革調查，你對中國農村改革有哪些認識？ 　　周其仁：那時的農村調查，是直接為中央制定農村政策服務的，所以除了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經濟行為，國家行為也進入了我們的研究視野。觀察和參與給我最基本的概念是，農村包產到戶改革是自下而上搞起來的。早在“上層”採取任何政策行動之前，分戶承包集體土地的改革早就在農村底層開始出現了。我們現在知道最早的包產到戶，發生在1956年下半年的浙江永嘉縣，當時也得到了縣委領導的支持。但是，高層不能接受，結果是縣委書記李雲河被革職，遣返老家務農長達21年之久！1959－1961年間，包產到戶出現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了全省40％的生產隊，安徽農民把責任田稱為“救命田”。所以，包產到戶是被逼出來的。搞來搞去種田的農民連飯也吃不飽，那還不要改革？前幾天原來農口的老人紀念改革30年，曾在廣東省負責農村工作的杜瑞芝，人稱“小杜主任”，講了一句很好的話，“農村改革的第一動力是農民的肚子”——餓得不行被逼著要改革。 　　記者：既然農村改革在1978年以前已經數度出現，為什麼我們說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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