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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湧:五四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11:11:14  


 
不幸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很快結束了

  如果說 “五四”是全盤反傳統,乃至導致了後面的“文化大革命”,這在歷史的鏈條上很難找到印證。“五四”和“文革”之間沒有任何可以連接的地方。“五四”強調的核心詞之一就是獨立的個人主義;五四時代最流行的主義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政府打壓的對象。那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人品好,如巴金,再如三十幾歲就病故的辛亥革命元老劉師複——他不要政府,幹脆連姓也不要了,就叫師複。無政府主義在當時還是一股非常向上的思潮,青年毛澤東也曾被吸引。這股思潮只開花不結果,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它曾經的意義和價值。追求無政府主義的本身也是對社會公正的一種訴求,不是簡單地去建立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天堂。五四時代,政治看上去甚至有點邊緣,因為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人們就不太把政府說的話當回事,社會的價值評判體系並不掌握在北洋軍閥手裡,總統、總理、總長不代表真理。“五四”的最深的魅力就在這裡——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不是合一的,而是分離的。人們跟政府之間,跟權力之間保持著一種相對游離的狀態。我們還不能說那時已有了非常成熟的公民社會,但至少有相對獨立的個人空間,有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從經濟上看是這樣,從文化上看是這樣,從政治上看也是這樣。不幸的是這樣一個多元的、有各種可能性的時代很快就結束了。 

  若概括 “五四”的特征,第一個重要特征當是社會的出現,或者說社會的解放。我們現在也講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但最本質的解放應該是社會的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真正的解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

  第二個特征是語言的轉換。雖然文字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表面的東西,但是它的背後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文言思維和白話思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文言相對更具有貴族性,是少數人擁有的權利,而白話就是口頭隨意說的話。一個時代選擇一種語言作為主要語言,思維方式也必會隨之相應改變。

  第三就是價值評判體系的多元化。“五四”之前,中國已廢除了科舉,但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整個價值評判體系還停留在科舉時代,還是“學而優則仕”。只有到了五四時代,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才開始多元化。一個人上了新式學堂,留洋回來有無數不同的出路,可以去銀行當職員,可以去工廠做工程師、做管理人員,也可以去學校做教師,可以做編輯、記者……不再是幾千年來那種“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單一模式。正是這樣一個時代才會產生新文學、新思潮。 

  整個五四時代,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我們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他刊物,比如1917年創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雜誌。如果要研究中國近代史,在我看來《太平洋》的價值不亞於《新青年》。《新潮》、《新青年》不討論制度性的問題,只關注思想文化層面的東西,《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討論為主的政論性雜誌,在這上面發表文章的學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傑、陶孟和、周鯁生、李大釗、胡適、李四光以及李劍農等人。關於分治還是統一,聯省自治還是中央集權制的討論,當時曾經非常熱鬧,《太平洋》上幾乎每期都有這樣的文章。

  《新青年》上的隨感,那些關於文化、思想的討論和《太平洋》雜誌上關於制度的討論放在一起才構成了 “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完整的思想圖景:他們到底想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如果我們單獨把《新青年》拿出來說這就是“五四”,那我們看到的 “五四”就是片面的。我個人有一個猜測,1949年以後我們對《新青年》 頂禮膜拜,把它放大到足以遮掩當時所有報刊的程度,應該跟《新青年》後來的轉變有關。1920年以後《新青年》變成了一本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雜誌,所以它身上就天然地罩上了政治正確的光環,其他重要報刊卻被慢慢地淹沒、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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