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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文革”後,北大對沈元的右派問題進行了“改正”。一九七九年“改正”時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記得是什麼“尾巴”了。那時我還在北大,北大黨委根本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尾巴”。黎澍拿出一個文件,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對沈元同志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改正決定》,對“改正”又作了“改正”。 《決定》中說:“對沈元同志被劃為右派的問題進行了再複查,認為:原劃右派,屬於錯劃,決定予以改正,並撤銷對他的開除團籍、勞動考察、開除學籍的處分。”“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複查所作的原‘改正決定’予以撤銷。”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後十五年,經兩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一九八一年,法院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親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見了沈元的親人,老淚縱橫,不能自己。當拿到平反通知書時,沈元的母親嚎啕大哭,呼天搶地: “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聞者無不動容。 

  黎澍概括地說:“沈元死於兩個原因:第一,死於眾人的共妒。第二,死於本人的無知和大家的無知。”黎澍對這兩個原因沒有多加發揮。 

  我認為,他提出的“共妒”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個體人的劣點,但眾人對有才華的人產生共妒,則是社會的病態,病態社會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沈元在蘇共二十大後已認識到蘇聯和中國的制度的不合理,但沒有深思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如何自處。蘇軾在《賈誼論》中說:“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沈元有才,可惜不善於自用其才。想在文革中出走蘇聯,確是無知。但這一無知不至於喪生,置他於死地的是大家的無知,尤其是當權者的無知。當時指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不過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論敵。中國和蘇聯並沒有宣戰,不成其為敵國,投奔蘇聯何以成為“叛國投敵”?即使投奔蘇聯是“叛國投敵”,末成事實,至多是“叛國投敵”未遂,沒有死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二十多年,還未制定刑法。再加“文革”中“砸爛公、檢、法”,司法程序蕩然無存,罪與罰竟由不懂法律的“工宣隊”說了算。多少人含冤而死,事後平反,豈能重生? 

  我的筆記本上記了黎澍的一段話,現在看不明白;也許當時是明白的,事隔二十年,怎麼想也弄不清。我的記錄是:“沈家中被抄時,有毛氏宗譜。陳伯達給的。陳伯達要他寫文章。他說不能寫,寫出來要殺頭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實錄如上,以備日後求證。 

  黎澍說,紀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遺稿。他讀過的一部《漢書》,上下天地都用蠅頭小楷寫滿了批注。將來出版《漢書》,可以用他的注來補充前人的注。還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處長劉明遠拿走,不肯交出來,應當追回。 

  黎澍告訴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處理的。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歷史研究》雜誌副主編,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我又去拜訪丁守和。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為內疚,說:“啊,我們害死了沈元!” 

  “怎麼能這樣說?” 

  他說:“黎澍和我愛才,千方百計發表他的文章,結果幫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論洪秀全》發表後,有人告禦狀,告到毛主席那裡。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們千萬要注意,我們就是不注意。”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節寫了一篇文章,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研究歷史,引起史學界的廣泛討論。沈元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用的是假名“張玉樓”(取自黎澍室中的對聯)。丁又將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的《關於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起,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不知 “張玉樓”是何許人,以質量取勝,採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沒有採用劉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說: “我們暗自高興,沈元的文章把所長的文章比下去了,說明我們沒有埋沒人才。”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說:“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幫他發表文章。”中宣部還派人來調查。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但以後少發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宮的材料,寫了一篇《中國歷代尺度概述》。這一回,丁守和說不發了。沈元懇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還是發了,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研究所的黨委書記發覺了,找丁守和談話:“中宣部剛發通知,你們怎麼又發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說:“中宣部說少發,沒有說不發。這篇文章是關於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實用價值。”黨委書記說:“以後不要再發了,免得給你們也給我們都帶來麻煩。” 

  這就是沈元生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後說:“一次一次地發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這樣,當年不發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說的“群妒”和黎澍說的“共妒”是一個意思。中國之大,何以容不得一個沈元? 
 
  死者長已矣,生者當有為。我們要追問:一個毀滅人才的時代是否已經過去? 

  2003年3月~2006年1月 於哈佛大學 (來源: 《馬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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