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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孫輩講述國學大師的悲情家族

http://www.CRNTT.com   2011-07-16 10:49:55

可見王先生一生五十年都處在一種不斷的失去親人的哀痛之中。王先生天賦一種瘦弱型的敏感及憂鬱氣性。他在1903年《哲學辨惑.自序》中講到他自己“體素嬴，性複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王先生早年寫給他朋友許同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為天下第一難事”的議論。 　　徐中舒先生回憶他在清華時常請教王先生，王先生把問題幾句話講清後，便無話可說，常弄得師生相對無言。戴家祥先生也說，上課時常常坐談，王先生不講。只聽學生講，講到滿意處就點點頭說：“還可以”。學生和梁啟超在一起，梁汩汩放言，不給學生講話的機會（筆者在1990年到上海曾見戴先生）。 　　其實，王先生早年研究並熱愛叔本華那種深結著悲劇情節的哲學與思想意識，實際上就是叔本華的精神態對於他憂鬱型人格的一種呼應與投射。 　　1922年王先生為抗議當局對宣統廢帝的“逐宮”，在給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的《宣言書》中也說到他“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而辭北大教職。1925年1月致好友蔣汝藻信中又說：“弟此數月來，日在憂鬱中，亦毫無所見。”可見這種憂鬱並非一日兩日的想不開，而是數月的嚴重糾纏，且嚴重到了完全無法思考問題的地步（毫無所見）。 　　同年三月，他將從北京城內移住清華園，複與蔣氏信說：“離此人海……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王先生怕的就是這種掩門自貞的孤獨，要的也是這種孤獨，他需要“離此人海”，到清華任導師重理學術（舊業），是社會也是自己對自己孤獨與憂鬱的“招魂”。可到清華又怎樣了呢？ 　　1927年1月他寫給日本友人神田喜一郎的信中又說“弟秋問（1926年秋）長子之喪，心緒惡劣。”劉烜先生《王國維評傳》說，據有關人士回憶，他當時（在清華）常發呆，見人就要訴說自己的不幸，其實“喪子、不幸”只是他向人道得出的心底憂鬱，而他內心深處應有一片模糊的，拍打了他靈魂幾十年的憂鬱海洋，是向人說不出，道不明，理論起來又莫名其妙的極度痛苦的深淵。所以他才會在1927年6月2日投頤和園昆明湖時隨身攜帶的《遺書》中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可見他公清奉職的這五十年短暫的生命，都是伴結著外人難以理解的孤獨與憂鬱度過的，也正是他這種極度敏感與內向的憂鬱型人格，成就了他那沉深與精辟的心思，及其文化事業。先生晚年寫有六首才氣凝鬱的《落花詩》，詩句揚秋馥於清風，下讀令筆者傷感系懷。《落花詩》是歷代文人詩胄以落花自喻，聲歌寫心的一種傷情詩格。沈周、唐寅、文征明、徐禎卿、歸莊、王夫之、宋煢、陳寶琛、吳宓及許多文人都寫過。 　　曹雪芹《紅樓夢》也有令人心意蕭瑟的《葬花詞》，曹雪芹與王國維的學績才緒，都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最稱高偉卓絕的，都以令人聲咽氣堵的悲劇收場。他們似都自知身命蹇促，忽忽地在憂鬱的人生中做出了最逸麗的業績。 　　蓋這就是紅殘綠暗的歷史的可悲處，可悲到可以搖動人們千古心魄的原因之一了。氣骨愈高，謀生愈拙，大概偏偏也就只有這種可悲的文化人，才可能做出那種仰首高天，可以拔山超海的巨業偉績出來。（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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