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他為了符合泛藍的期待，努力實現大舉西進的“親中”政策，但在泛綠支持者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下，也落入被泛綠人士把他打成“中共同路人”的指控，馬英九立即又成了泛綠人士的箭靶。
馬英九就在“台獨同路人”與“中共同路人”的雙向夾擊之下，逐步流失了他在藍綠支持者的信任度，這不是他的錯，祇能說他沒有認清他上台以後，所處的政治環境本質，以致於他想終結台灣內部“中國與台灣的戰爭”的想像，卻無端再挑起“民粹台灣”的情結，反而讓自己變成兩種想像的箭靶，講明白一點就是馬英九自己“引火上身”，他的作為既未平衡藍綠的惡鬥，反而變成雙方攻擊的對象，也是讓自己陷入“馬英九困境”的主因。
泛綠的抗拒與泛藍的迷亂
要解釋“馬英九困境”的第二個成因，可以再取用美國政治學中最ABC的政治文化理論來思考，亦即當一個過去不斷形塑的政治文化，或是政治社會化被突然的中斷，人民必然會造成一時的“迷失”，或說“迷亂”。同樣的，法國的社會學者塗爾幹(Emile Durkheim)在他的“自殺論”中，也提出一項“迷亂型的自殺”(Anomic suicide)說法，意旨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產生某些突然變化就可能導致自殺的行為。如果用於社會集體行為來解釋的話，那麼就是會造成整個社會的“迷亂”，社會大眾很容易產生集體調適困難的情形。
這兩個簡單的學理用來解釋“馬英九困境”，其實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台灣政治文化的塑造，如果從一九九六年李登輝推行“戒急用忍”政策開始，一直到今年阿扁下台，在這長達十二年的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改造過程中，“中國”一直被當成是一個敵對的圖騰，他們祇要向這個圖騰射飛鏢，選票就會源源不絕而來。如果把這個現象拉長從一九四九年到現在，在長達六十年的兩岸對峙中，不管是兩蔣時代的“反共”，或是李登輝以後的“反中”，總體台灣政治文化被形塑成跟中國大陸站在對立面來進行思考，這樣政治文化的形成，並非是短暫的從連戰訪問大陸以來的兩、三年就可以改變得了。
所以，不管藍綠的支持者，在馬英九上任以後，突然要改變過去政治文化的堅持，必然會出現一段調適困難期，特別是馬英九急於實現他的競選支票，希望促成兩岸包機直航和陸客來台觀光的承諾，社會一時的“迷亂”總是難以避免的現象。
這種“迷亂”的現象絕非泛綠支持者所獨有，泛藍的支持者，特別是傳統的軍公教人員，他們長期被浸淫在“反共教育”之下思考，早已形成類似馬英九所稱的“反共不反中”的意識心理背景，所以他們普遍對中國大陸形成一種“既愛又怕”的心理，當這種心理結構還沒有完全調適過來之時，馬上面臨大陸觀光客大舉登台的真實情境，當然也會出現一時“迷亂”的現象。
這種現象讓我想到過去自己碰到的一個事例，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跟一個教授團到北京訪問的時候，團裡一位女性的歷史學教授，在北京機場剛下飛機踏上大陸土地的那一刻，突然出現歇斯底里的狀態伏撲在地上，她哭花了臉而久久不能自已，大家被她的舉動嚇了一大跳，以為她可能身體不適。等到她的情緒平復以後，大家問她怎麼回事，她說是因為終於踏上夢寐以求的“錦繡河山”，所以激動不已。在那個兩岸初接觸的時代，第一次踏上大陸土地的人發生這種短暫歇斯底里現象者，大有人在。
所以，我並不認為馬英九為了實現競選支票快速開放兩岸政策，泛藍的支持者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他們長久活在對大陸開放的虛擬想像中，真的有一天回歸到現實，難免會有這種調適困難並發生短暫失序的現象，這和泛綠支持者抗拒開放的心理雖然不同，但發生的心理現象其實頗有異曲同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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