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 檸 來源：南風窗雜誌 推介人 廖長風 廣州市 警察
今年6月，筆者在東京著名學術書店“三省堂”看到一本紅色封面的文庫本新刊被整齊地碼放在醒目的位置，旁邊的架子上，貼有《朝日新聞》書評的剪報。仔細一看，原來是著名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1933年，因犯有所謂冒瀆天皇的“不敬罪”，遭當時惡名昭著的思想警察——警視廳“特高課”虐殺的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竟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大國卷土重來。據推出文庫本的出版方新潮社透露，去年以前，每年印刷、投放5000册左右；而今年，則連續增印，已突破30萬册，成為年內第一大暢銷書。
同一時期，純文學雜志《Subaru》（《昂》）6月號推出題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反擊》的特刊；NHK專題紀錄片《Working Poor》（勞動貧困，意為即使努力工作，也無法擺脫貧困）創下收視率紀錄；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創刊，賣得超好，面市兩天便增印；《資本論》新譯本出版，一些20多歲的青年派遣社員（指由勞務派遣公司“派遣”到相關用人單位的非正式雇傭的短期、廉價勞動力）結成《資本論》學習會，研究自己被剝削、榨取的秘密。在這種形勢下，近年來，因國會席位過少，在日本社會已成邊緣小黨的日共，因其對社會貧困化問題的關注，往日門可羅雀的狀況竟為之一改：委員長志位和夫演講撰文，出鏡頻頻，儼然成了媒體新寵；從去年9月開始，黨員人數以每月千人的速度穩步遞增，一年時間，“新米”過萬，乃至“日共泡沫”成為話題。
種種跡象表明，長期以來以所謂“一億總中流”傲然於國際社會的日本超穩定的中產社會結構正經歷著崩潰、分化與重構的過程。在三浦展的通俗社會學著作《下流社會》成暢銷書之後，媒體甚至有“一億總下流”說法。在這個“化學反應”過程中，“物質”（傳統的社會組織結構）本身所釋放的巨大能量及其帶來的劇烈震蕩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日本的世道人心，乃至可能使日本進入21世紀以來正迅速變身的社會轉型“中途改道”。
“一億總下流”化的實態
日前，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了2007年度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數據，結果顯示：截至2006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為566萬日元，比經濟高峰時的1994年減少近100萬日元；感覺“生活艱難”的家庭比例連續6年上升，達創紀錄的57.2%。與此同時，日本家庭的構成呈進一步老齡化和少子化態勢：2007年，擁有65歲以上高齡人口的家庭的比重首次突破40%；在這些“高齡”家庭中，有48%的家庭全部由老年人組成，三代同堂式家庭的比例僅占18%，而由老年人照顧老年人的所謂“老老看護”型家庭的比例則繼續上升。
1995年，享受生活保護（相當於我國的“低保”）者為88萬人，現已達150萬人，為史上最高紀錄；這個歷來以高儲蓄率著稱的國家，零儲蓄家庭從2000年的12.4%激增至2006年的22.9%；非正規雇傭者占全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達33.5%，而在24歲以下的人口中，則超過50%；尤其是年輕女性中的一半多為非正式雇傭者，如果她們不結婚的話，幾乎注定要與貧困為伍。
毋庸諱言，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經濟高度成長以來的最大危機：貧困。而且，這種貧困，是幹不幹活都貧困，甚至是越幹越貧困。詩人、評論家吉本隆明命名為“新貧困社會”，指出現狀已接近戰敗初期的貧困時代：“近四五年，社會進入應稱之為‘第二戰敗期’的階段……幹活、幹活，可無論怎麼幹生活也難以輕鬆的實感，正在年輕一代蔓延”；這種狀況導致人的心病陡增：“今天的日本，相當於產業革命時代的肺結核的，怕是精神疾患吧。”
更嚴重的是，目前的貧困，並不單純意味著物質的貧困。在傳統的日本社會，縱然暫時面臨經濟的窘迫，以家庭和地方共同體為依托，或嘗試新的工作，或協助家業，從長計議，為將來重做打算總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但現在不同，不僅為低收入所困，而且老齡社會的發展、地方經濟的凋敝，使人孤獨無所依，連從眼前的困境中舉拔出來的支點都不具備，遑論明天——一句話，是一種毫無前途可言的浮萍狀態。
一個頗具象徵性的可資參考的數據是關於自殺者數的統計：連續10年超過3萬人；2007年為33093，比前年增加938人。據警察廳按自殺者遺書的分類、統計，自殺的理由依次為生計問題、工作環境、健康狀態。而自殺者的年齡，則多集中於30多歲和60多歲這兩個世代，一邊是年富力強，風華正茂，一邊是剛剛退休，好容易喘口氣，籌劃“第二人生”的時候。對前者來說，年過而立，看破無論再怎麼努力，狀況也難以好轉的殘酷現實（客觀上，多數勞務派遣公司，薪水到被派遣者30多歲就封頂），只好斷念；而對後者來說，退休後收入大減，自己的儲蓄額和國民年金所能給付的退休金都已明確，失去工作後“第二人生”的一籌莫展，加上對健康狀況的擔憂，構成晚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懼的根源。
日本非正規雇傭勞動大軍的形成和坐大，非一日之寒。遠的不說，據日總務省“勞動力調查”結果顯示，從1997到2007年的10年間，非正規雇傭者就增加了580萬人，而正規雇傭者（正社員）人數則減少了371萬人。如果是高增長的景氣時期，經濟規模本身在不斷擴大，縱然有再多的非正式勞動者，正規雇傭的正社員們也斷無失去飯碗之虞。但今天，隨著經濟蕭條的長期化，從政府機構到大企業，對“效率”的追求高於一切，定員定崗，訂單的增加並不意味著人員編制的擴大和工資收入的上浮。相反，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如果為非正規雇傭者改善待遇，便等於堵死了“正規軍”們薪酬成長的空間。
因此，傾巢之下，安有完卵？非正規雇傭者的低薪酬不但沒能為正式員工的合理待遇提供保障，反而把後者的薪俸給拽了下來。其結果，政府機構和企業中，對白領的憂鬱症、過勞死及自殺等勞動保護災害的認定數量，已達史上最高水平。可以說，“下流”化的結果，連中流也自身難保，最終成為社會普遍“下流”化的犧牲。用日本作家、前“全國勞動組合總聯合”（全勞聯）的專職談判專家，致力於派遣勞動者受害支援的淺尾大輔的話說，如此狀況，導致對現代日式資本主義的三重破壞：即“生存的破壞、自豪的破壞和未來的破壞”。
“下流社會”是如何釀成的
筆者服務於占日本GDP1%的綜合電機公司時，曾聽一位老板語重心長地說：“在這個國家，只要你服務於一間過得去的公司，幹上10年、20年，公司對你的回報總應該讓你够娶妻生子、買車買房，維持起碼的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常識。”
他說的是“實話”。曾幾何時，日本企業提倡終身雇傭，只要一就職，公司的“年功序列”不但保障薪酬的不斷增長，國民年金制度也承諾退休後穩定的生活；健康保險、雇傭保險等自不在話下，社宅和社員旅行等優厚的福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除此之外，“勞動組合”（工會）通過日本特有的勞資談判方式，以在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型薪酬體系的統一框架內工作的企業內全體勞動者為對象，在不對勞資關係構成本質傷害的前提下，一年兩度或數度展開對資方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集體交涉（諸如“春鬥”、“秋鬥”等）。作為員工個人，就算再平庸無能，只要肯付出，以公司為家，用不著自己出頭，一切都有制度性保障，每個人都相信“公司不會虧待我”。乃至經過戰後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上班族便養成並習慣了上述“常識”。客觀上，也構成了日本社會的“安全網”和國民“公”的意識與道德資源的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