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殊不知，30年河東河西，此一時彼一時也。泡沫經濟崩潰後，如此“常識”即使尚未被顛覆成“非常識”的話，也正在經歷著巨大的動搖。而風起於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的登場，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現的。1981年，鈴木善幸內閣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目的是平衡國家預算，以應對日益深刻的財政危機。為達成此目標，動議進行旨在縮小財政規模、削弱政府職能的行政改革，具體措施包括減少公務員、國企民營化及諸多領域的解除管制（所謂“規制緩和”）。從那以後，歷經15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無力，始終朝著這個既定的大方向推進。而決定性的推動，無疑是小泉純一郎任內的“構造改革”。這裡既有小泉本人的個性因素，也有泡沫經濟等客觀性因素，還有美國等國際因素。總之，被認為“史上最親美政權”代表的小泉，憑借其政治上與布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義權威，在經濟上實行了大刀闊斧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加上其差強人意的政權凝聚力和5年有半的任期，及國內保守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環境，“構造改革”雖然沒能被“進行到底”，但島國的面貌為之“豹變”，卻是不爭的事實。
客觀上，泡沫經濟崩潰後，為不良債券等問題困擾不已的大企業，在有可能長期化的蕭條中求生存成為第一要義。隨著像美國似的那種作為企業經營者，首要的工作是贏利，而不是照顧員工的商業意識形態被正當化，傳統日式經營理念開始讓路，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等“國粹”迅速被拋棄。1999年，隨著勞務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寬，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轉眼間便充斥市場，人滿為患，大企業資方額手稱慶。
開始時，財界對大企業的裁員還抱有一定抵觸。當日產汽車的巴西籍CEO、被稱為“成本殺手”的卡洛斯．戈恩宣布實施其龐大的裁員計劃時，經團聯會長奧田碩曾苦言相勸。但小泉上台的2001年，一下便有120萬白領“下崗”，財界很快就適應並習慣了“構造改革”時代的游戲規則，甚至樂此不疲，樂不知返。
但是，當由企業、家庭及區域社會構築的“安全網”被層層拆除之後，要阻止貧困化的蔓延，只能靠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日本作為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社保體系其實非常脆弱。以2003年的數據為例，社保支付額度占GDP的比例僅為17.7%，雖然比美國略高，卻大大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26%）。而小泉的“構造改革”，卻首先拿本來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業費開刀，所謂“從容易砍的地方先砍”。於是，從2002年開始，每年以2200億日元的額度，連續削減；進而，2006年出台的《關於經濟財政運營和構造改革的基本方針》（“骨太方針”），又確定了未來5年內進一步削減1.1兆億日元（1兆=1萬億）的框架。這項被稱為“安全網拆除工程”的事業，現在尚在進行中。
如此，幾年下來，盡管日本的大企業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但整個社會的公共事業卻已面目全非。一個貧困蔓延的“格差社會”，作為小泉“構造改革”的負面遺產，不僅受到國民的批判，且必將在後續政權中被加以糾正。
“下流社會”定型化的危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