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的兩個事件，極大震動了日本社會：一是去年，北九州市52歲的患病男子，由於喪失生活保障，留下一紙“我想吃飯團”的遺書，在電、煤氣都被切斷的房間裡活活餓死的事件；另一個是今年夏天，25歲的男性派遣勞動者在東京秋葉原街頭揮刃亂砍，致7人死亡、10人受傷的無差別殺人慘劇。事件通過大衆傳媒的報道，使人們在看到貧困其實不遠，就在身邊的同時，真切地認識到貧困的可憐與可怖。尤其是後者的反社會凶惡犯罪的性質，更使一些知識分子意識到虛擬的“左翼”向“右”急轉的危險性。有跡象表明，這種擔心絕非多餘。
去年1月，“飛特族”（日人根據英詞“Free”的造語“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職業者）出身的“失去的一代”（日本社會對25~35歲的年輕世代的稱呼）自由作家赤木智弘在《朝日新聞》系學刊《論座》雜志上發表一篇文章《叩問丸山真男——31歲飛特族，希望是：戰爭》，輿論大嘩，據說當期雜志比往常多賣了一倍。
赤木根據其自身長期作為派遣勞動者為生存四處奔波的“下流社會”的經歷，為人們揭示了為什麼身為貧困層的年輕人卻支持活力門（Live door）的堀江貴文等新貴階層，甚至對小泉、安倍這種一手製造了“格差社會”的保守政權也充滿“好意”的貌似自相矛盾的謎底：“對我來說，年輕人的右傾化並非不可理喻。一個極單純的道理：如果日本軍國化，戰爭爆發，死很多人的話，社會便會流動起來。我覺得很多年輕人希望如此。”“……我們這些低薪勞動者，被社會放任已10年。社會不但不曾對我們伸出援手，且罵我們沒幹勁，成了國家GDP的分母雲雲。只要和平繼續，這種不平等便會持續一生。若打破這種閉塞狀態的話，興許會生發某種流動性也未可知。而作為一種可能性，那便是戰爭。”
掙扎於“下流社會”的年輕人為打破“和平卻令人窒息”的“格差社會”，重建某種合理的流動性，卻不得不訴諸戰爭的極端手段：“非常遺憾，正如我們不得不希望的非常手段那樣，社會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且已被做成不可撼動的定型化的東西。”
而為什麼要“叩問丸山真男”呢？丸山是戰後日本知識左翼的代表人物。1944年3月，時年30歲、有“思想犯”前科的丸山接到了召集令，旋即被作為陸軍二等兵派往平壤。而那些連中學都沒上過的一等兵，卻免於在戰敗前夕被派往沙場。對丸山來說，戰爭時期的征兵制確是一種不幸；但對那些連中學都沒上過的一等兵來說，欺負一個畢業於東京大學的精英，如果不是戰爭所賜的“機遇”的話，永遠都不可能。換言之，正是戰爭，在那些未受過教育的一等兵的眼前，展現了打破等級社會的藩籬的希望——也是“流動性”。
最後，作者說道：“……如果社會在和平的名義下，對我持續性地恃強淩弱，對我菲薄的幸福夢想持續性地加以嘲弄的話，那時，我便會在內心希冀‘全體國民持續受苦的平等’，並不假躊躇地把它作為我的選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