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向幹部提出“進京趕考”的警示，要他們警惕糖衣炮彈。但當我們轉而實行市場經濟時，人們事先卻沒有接打預防針，加上幹部的思想教育放鬆了，律己的觀念淡薄了，進入商業社會，卻還沒有培養起商業行為和經營行為的道德意識。在發家致富的號召下，一切向錢看，不擇手段掙錢、斂財便成了一種趨勢、風氣。二、計劃經濟時代，社會基本不存在經濟犯罪的現象，而市場經濟充滿經濟犯罪的誘因，需要制定一整套規範商業行為、經營行為的法律法規，並且要有一支善於執行、嚴於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隊伍，而我們在這方面開始時是空白，現在還有待完善。
簡而言之，今天社會的腐敗（包括官場腐敗），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們應對市場經濟的心理準備和法制準備不足。因此，消除腐敗也只能靠不斷補足這兩個方面的缺陷來實現，也就是一靠教育，二靠懲治，以達到不想貪，不敢貪。
靠所謂的言論、出版自由就能消除腐敗的觀點很難得到現實的印證。人們大概不會否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存在文章所謂的“言論、出版自由”，遺憾的是，腐敗現象甚至嚴重的腐敗現象在那些地方並沒有消失。遠的不講，就拿我們身邊的台灣和俄羅斯來說吧。台灣言論、出版夠自由了吧，怎麼樣？“民選總統”陳水扁是大貪污犯，李登輝也受到貪污指控，最近台行政當局秘書長林益世的貪污索賄案同樣石破驚天。據台灣媒體報道，島內的腐敗同樣滲透到各行各業。至於今天的俄羅斯，言論、出版不可謂不自由，但其腐敗之風絕對超過前蘇聯。也可以舉相反的例子。新加坡的“言論自由”並不為西方一些人所稱道，西方人還專門出了一部紀錄片“揭露”新加坡的“不民主”，但它卻是世界公認最廉潔的國家之一。
筆者在此只討論文章的立論是否站得住腳，治療官員腐敗是否對症下藥，絕非認為言論、出版自由無關緊要，更非肯定中國在這方面已無改善餘地。“言論自由”不是個簡單問題，如何界定，如何把握分寸，各有看法。比如台灣的“言論自由”，很多人非常欣賞。前不久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研究所教授蔡逸儒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的名嘴之亂》的文章，直斥被大陸某些人譽為台灣“言論自由”化身的名嘴為“電視詐騙集團”，認為這些人比電信詐騙集團對人民及社會危害更大，因為有了這幫人的“言論自由”，“台灣要想求得全民共識簡直比登天還難”。蔡逸儒先生最後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中國大陸及其他華人地區在追求媒體自由的同時，必須對台灣的這種異化現象先有心理準備，預為防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