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南部社會階層結構與民眾性格與北部有明顯差異
由於長久的區域發展失衡，台灣北部地方經濟發展快速，社會發展和都市化程度高，台北又是台灣政經文化中心，因而北部民眾的中產階級比例比南部市鎮高出許多。中產階級有保守性格，反對極端主義，也反對專制腐敗，在公共參與上相對理性。
台灣南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較低水準與經濟結構的相對失衡，決定了南部地區以農漁民與產業工人在內的勞工階層為主體，中產階級比例相對較低，而農民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草根性格、本土性格、激情叛逆性格比較明顯。因此，相較於北部，南部民眾鄉土情感深厚，草根性強，比較重感情、重宗族、重地緣、重人際關係，易於社會動員，其政治選擇及投票行為大多出於其價值觀與利益取向，易受地方政經關係、望族和地方派系勢力的操控，易受宗親、人情、金線乃至個人喜好的影響與制約。
（三）中南部民眾的個性特點催生台灣政治“北藍南綠”現象
台灣的政治版圖已出現所謂“北藍南綠”的格局。實際上，民進黨在南部的政治版圖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顯形:本省人佔多數的“省籍——族群”分佈、具有更厚重本土味的人文特性、社會經濟特點等與北部的差異，再加上綠營耕耘多年，引導和激發了中南部民眾較濃厚的“本土”價值與台灣主體意識，“台灣人”認同較強烈。政黨認同方面，南部民眾相較北部更偏向支持本土性、草根性強的民進黨，從而使南部地區成為民進黨的大票倉。
從台灣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歷次選舉和藍綠勢力板塊演變來看，無論是媒體還是島內學者都將“濁水溪”視為藍綠政治分水嶺。即大台北地區（台北縣市及基隆市）、桃竹苗地區以及東部的宜花東地區、外島地區（澎湖、金門、連江）,被視為藍營佔優勢的政治版圖，濁水溪以南的雲嘉南地區、高高屏地區視為綠營佔優勢的政治版圖，而中部中彰投地區則被視為“過渡”區域。
中南部民眾個性特點成因分析
台灣中南部民眾個性特點形成原因複雜，有歷史的原因，有資源佈局的關係，有南北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差異，更有國民黨當局長期“重北輕南”政策的影響，以及李登輝、民進黨刻意操弄的族群撕裂、“南方意識”、南北矛盾造成的。
（一）南北經濟社會發展不均是中南部民眾個性特點形成的根本原因
20世紀50年代以前，台灣一直是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當時由於南部開發較早，南北經濟差距不大。國民黨當局退據台灣後，與台當局關係密切的近百萬軍公教人員均集中於以台北市為中心的北部地方和南部都會區，建設資源主要集中於北部，使南北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開始加大，南北部的社會人口結構也開始出現重大差異。這種台灣南北經濟發展水準的不均以及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存在的明顯差異，是形成中南部民眾個性特點與北部民眾差異明顯的根本原因。
從產業面上看，北部工商業發達，產業以服務業與高新科技產業為主，是台灣的經濟重心和高科技中心。南部經濟相對落後，工業則以傳統工業與污染性的重工業為主，例如飼料、鋼鐵、石化、水泥、皮革等。當前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台灣，第三產業產值已佔GDP的65%以上，但在分佈區域上，北部第三產業產值比例為61%，中南部比例為50%左右。
在工業方面，北部製造業工廠數量所佔比例由1954年的32.97%上升到46.73%，南部所佔比例則由1954年的33.32%降至26.42%。上世紀90年代末，南部工商企業登記數量為14.4萬家，而北部則多達22.7萬家。
1980年以來，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成長為台灣的支柱產業。但這些高科技產業有90%以上的企業、產值、人口都集中在北部地方，南部地區所佔的比例甚低。
農業在北部地方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大幅下降不足2%，而在中南部農業比重相對較高11%—12%，尤其在濁水溪以南的雲嘉地區，農業人口比例偏高，仍佔南部總人口一半以上。
由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南北差異，反映在社會、教育發展與福利設施普及上也有不同。台灣都市化程度也呈現從南向北逐漸升高的過程，即北部地方城市高度密集，中部次之，南部城市密度最低。北部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多，工資薪水、社會福利相對較好，因此也不斷地吸引南部地區的人口北移，南部地區人口增長速度遠低於北部地區。
國民黨當局退據台灣後的這種從經濟規劃和資源配置長期“重北輕南”的做法，加速了台灣經濟重心的逐漸北移，使南部民眾自認受到社會不公平對待，與象徵統治者和資本家的台北有著必然的矛盾情結。
（二）政治操弄進一步強化了中南部民眾性格特點,促使台灣出現“北藍南綠”政治現象
國民黨的“重北輕南”政策其實也是一種政治操弄，其結果是直接導致南部民眾對北部的不滿，並在政治鬥爭下轉化為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南部民眾認定國民黨不能代表南部民眾的利益，成為國民黨在南部支持度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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