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為轉移其抗疫不力所激化的國內矛盾，美國掀起了一場對華抹黑、攻擊和追責的運動。美國民間對華“索賠”鬧劇出籠後，美國國會隨即成立“中國小組”，揚言凍結甚至罰沒中國在美資產作為賠償。特朗普和國務卿彭佩奧公開稱要向“輸出病毒的中國”索賠。美國不斷在涉台、涉港、涉疆和南海等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肆意打壓華為、抖音等中國企業，全面排擠中國互聯網企業，接二連三地把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美國共和黨要求其全國競選機構把中國與新冠病毒捆綁為大選主軸。2020年5月20日，美國白宮出台《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戰略指針》，指責中國在經濟、價值觀、安全三大領域嚴重威脅美國，強調將實施“全政府對華遏制戰略”。從6月下旬到7月下旬，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賴恩、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司法部長巴爾、國防部長埃斯珀等先後發表演講，大肆抹黑、攻擊、恫嚇中國。尤其是7月23日，反華急先鋒彭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發表“共產主義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正式吹響了對華“新冷戰”號角。他污稱今日中國為“新暴政”，全面攻擊中國內政和外交，挑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關係，全盤否定近50年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號召世界各國組成“民主國家聯盟”改變共產主義中國。〔20〕7月21日，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要求中國在72小時內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美國還以世界衛生組織沒及時向其通報疫情并偏袒中國為由，要求其改革并繼續拖延應繳巨額會費，隨後公然退出該組織，從而嚴重妨礙抗擊新冠病毒的全球合作，嚴重損害世界公共衛生事業。
面對新冠疫情，美國在半年多時間裡竟然從隔岸觀火逐步滑入史無前例的公共衛生大災難之中。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被美國誣衊為專制國家和病毒輸出者的中國，雖最先遭遇新冠疫情，但在三四個月裡就取得抗疫的決定性勝利，且經濟強勁復蘇，是2020年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在2021年仍強勁增長，成為世界經濟復蘇的引擎。美國自己造成的新冠災難及其與中國成功抗疫形成的強烈反差給美國霸權吸引力以致命一擊。
總之，由於美國推卸應盡的國際合作抗疫責任，并深陷經濟衰退、疫情失控、種族衝突和選舉糾紛及政權交接僵局的四重危機之中，其不斷下降的霸權吸引力終於式微，甚至有國家解體的風險。比如，作為特朗普強大擁躉和最大的保守主義大州，有著孤立主義傳統的德克薩斯州在特朗普敗選後一直在醞釀脫離美國，想再次成為19世紀中葉曾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曇花一現的“孤星之國”。據美國《國會山報》2021年1月14日報道，高達4/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解體。同年10月初，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無黨派政治中心發布的民調顯示，約一半美國人贊同把美國一分為二。〔21〕
拜登上台後，由於美國重新重視聯盟體系和多邊主義，其霸權吸引力曾短暫回穩，但被三件事抵消。一是全民疫苗接種和戴口罩遭到共和黨及其支持者抵制，故美國疫情更加嚴重。截至2022年2月底，美國新冠感染人數超過8000萬，病亡人數突破95萬。二是美國沒與盟友商量就突然撤軍阿富汗，使之重回塔利班手中。三是長期慫恿烏克蘭反俄後卻不敢介入俄烏戰爭。
三、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的國際影響
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意味著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加速，理論上和從長遠看有利於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但是，由於軟實力劇降的美國越來越以硬實力護霸，變本加厲地推行霸權主義，因此中短期內世界和平與發展實際上面臨更大威脅。2017年夏天，皮尤研究中心在近40個國家的4萬多民衆中做的一項民調顯示，美國被認為是當今世界威脅最大的國家。〔22〕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的國際影響主要有五個方面。
第一，世界格局的多極化可能向新的兩極化逆轉。冷戰結束後正式開始的世界格局多極化，在伊拉克戰爭前一直籠罩在美國獨霸世界的單極化陰影中，但因聯合國和中、俄、法、德等大國強烈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且美國長期陷入戰爭泥潭，世界格局多極化一度強勁發展。然而，隨著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趨於整體衰落、中國快速崛起和2010年美國開始實施遏制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世界格局顯現出新兩極化端倪。由於近十年來中美國力差距呈現加速縮小之勢，而歐日俄等其他重要力量皆相對下降，因此中美被公認為是決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兩大關鍵力量。雖然中美靜態綜合國力仍有明顯差距，但從發展趨勢看，差距在本世紀中葉將完全消失。若世界兩大主要力量間的關係以合作為主并共同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則世界總體上可享太平繁榮，反之則世界和平與發展就面臨嚴重威脅。回顧國際關係史可知，一旦世界出現兩大力量的激烈博弈，不是爆發大規模熱戰，就是呈現兩極冷戰之勢。回看當今世界，隨著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竭力維護霸權的美國憑藉明顯的硬實力優勢強力遏制對手。由於美國同時把中俄當作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加上中俄內在的相互合作需要與日俱增，故中俄關係呈現越來越好的發展趨勢，中俄可能在美國持續遏制下走向實際上的結盟，從而基本消除當今兩大主要力量間的軍力差距。因此，在中美關係、美俄關係皆急劇惡化與東歐燃起戰火、東亞和中東危機四伏的嚴峻形勢下，以美國及其盟友為一方、以中俄及其夥伴為另一方的新的兩級冷戰格局的雛形已現。
第二，國際秩序轉型的不穩定性和難度上升。國際秩序以世界格局為物質基礎和力量支撑，世界格局變化必然引起國際秩序變化。本世紀初以來，在世界格局變化和西方整體相對衰落的背景下，美蘇爭霸和美國獨霸先後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秩序，向中國倡導的、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的相互尊重、公平正義、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和新型全球化秩序轉型。這一轉型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趨勢和國際關係發展規律，符合大部分國家的合理要求。然而近年來，為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霸權，霸權吸引力式微的美國越來越以霸權主義抵制多邊主義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大肆干涉他國內政，頻繁製造地區緊張，致使世界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大增。尤為值得警惕的是，隨著中國強勢崛起與中美關係逆轉、美俄關係破裂、中俄關係進入歷史最好時期而美國努力強化西方聯盟，世界格局正在滑向新兩極化，儘管拜登聲稱不尋求“新冷戰”。理論和歷史都表明，兩極格局會導致世界分裂和整體性對抗。因此，兩極“新冷戰”的危險趨向使國際秩序轉型的不穩定性和難度大大上升。
第三，中美關係面臨更大挑戰和危險。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新崛起大國與既有霸權國難以避免戰爭，因為當缺乏互信的這兩大國國力差距越來越小時，崛起大國可能認為以戰爭方式取代後者的主導地位有利可圖，而焦慮感、恐懼感不斷上升的霸權國憑藉尚存的實力優勢發動護霸戰爭的可能性隨之上升，即雙方都可能發動戰爭。〔23〕這是艾利森認為中美難以擺脫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依據。〔24〕雖然當今世界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深度全球化世界，中華“和合”戰略文化、中國國家性質及其和平發展國家戰略共同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戰爭崛起老路，但是美國實施新的對華全面遏制戰略不僅使中美新冷戰難以避免，而且令中美在南海、台海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顯著上升。中美全面對抗是由美國護霸戰略目標和中美五大結構性矛盾〔25〕決定的。護霸被美國當作最高國家利益，為護霸它必定竭盡全力和不擇手段。中國已被美國認定為對其霸權構成最大威脅，它必定極力遏制中國。中美全面對抗也是由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和美國對華預期逆轉促成的。上世紀後30年，隨著中美和解、中國逐步推進改革開放，中國逐漸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由於當時美國的軟硬實力強大和中美國力差距很大，美國不僅沒視社會主義中國為威脅，反而視之為準盟友，其原因除了以華制蘇的戰略需要外，就是它寄望於且有信心把中國改變成追隨它的“民主國家”。雖然上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摩擦不斷、危機頻發，但美國沒放棄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和努力，對華一直以接觸和合作為主。然而，進入本世紀後，隨著中國快速崛起、國際影響不斷提升而美國霸權吸引力不斷下降，到奧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基本破滅，轉而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這一對華戰略定位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被大大強化，中國被美國當作其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和最大戰略威脅。雖然拜登宣稱必要時與中國合作，但是他基本繼承了其前任的對華戰略，尤其是極力拉攏其盟友共同制華，比如強化美日印澳四邊安全機制和新建美英澳三邊安全聯盟。因此，中美關係非但沒有如普遍預期的那樣得到改善，反而呈現繼續惡化之勢。力圖圍攻中國的拜登政府比對華單打獨鬥的特朗普政府更難對付。美國在其霸權吸引力式微時仍極力遏制和圍攻中國，從而使中美關係面臨更大挑戰和危險。
第四，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趨於惡化。對最在意美國霸權“公共產品性”的美國盟友而言，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雖有利於它們增強對美獨立性，但危害更大。特朗普執政時期，由於美國愈來愈偏狹於自身利益，美國盟友非但難以繼續“搭便車”，反遭美國在經貿和防務兩方面的威壓。特朗普認為：美國長期以來花巨資保衛盟國，但德、日、韓等卻長期對美搞不公平貿易，導致大量美國工人失業和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美國被當成傻瓜。他要求德、日、韓等在經貿上對美大幅讓步，甚至公開稱長期占美國便宜的歐盟是美國的敵人，因而不惜發動對歐貿易戰。他要求盟國大增防務費，大買美國軍火，否則就撤軍，還一度稱北約是過時的組織。由於美國霸權吸引力急劇下降，拜登執政下美國與盟友的關係也難以完全恢復，裂痕明顯的聯盟體系的影響明顯下降。法、德一致認為歐洲安全不能再指望美國，已達成加強歐洲自主的努力將不受拜登對歐政策影響的基本共識。
第五，美國與敵國的關係更加敵對。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對美國的敵國而言似乎是好事，但實際上意味著更大威脅。當其霸權有吸引力時，美國在對外關係中往往優先運用軟實力，傾向於多邊主義和重視談判、協商，甚至與敵人也達成協議。隨著其霸權吸引力式微，美國更傾向於單邊主義和運用硬實力推行對外政策，更頻繁地以經濟制裁甚至武力威脅對付敵人。比如：為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和顯示美國的“世界領導作用”，奧巴馬在宣布其“無核世界”主張的同時與梅德維傑夫簽署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北約與俄羅斯關係也明顯緩和；而特朗普執政的美國在先後退出《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後，不願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續約，并率領北約強化在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的軍事部署，加強與烏克蘭的軍事合作，不斷擠壓俄羅斯地緣戰略空間。雖然拜登上台後美俄立即達成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續約5年的協議，但是美國把俄羅斯當作最緊迫的現實威脅，在其他所有方面特別是地緣戰略領域加大對俄施壓，極力拉攏歐日等盟友共同制俄，尤其是極力慫恿烏克蘭抗俄，致使美俄在“新冷戰”中越陷越深，終於引爆俄烏戰爭。美國隨即實施包括普京在內的最嚴厲對俄經濟制裁，美俄關係完全破裂。再如，奧巴馬政府積極促成伊朗核協議，但特朗普政府公然退出該協議，并對伊朗實施全面制裁，甚至差點發動戰爭。儘管拜登政府重返伊核談判，但進展緩慢。一旦談判失敗，伊朗將面臨美國更大的施壓和打擊。
四、中國對策
第一，全面踐行新發展理念，練好內功，築牢中國全面崛起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基礎。新發展理念包含的科學創新發展、協調平衡發展和普惠共贏發展才是國家崛起的“真正硬道理”。祗有踐行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強化落實“五位一體”總體戰略部署，才能為中華民族復興練好內功、夯實基礎。加快築牢中國全面崛起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基礎，是應對世界大變局、戰勝美國全面打壓、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根本之道。著力暢通、強化國內經濟大循環和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是強化內功的當務之急和基礎工程。而促進科技創新是全面練好內功的牛鼻子。應從人才培養、機制創新、利益激勵等多方面促進科技創新。同時，把實施短效的政府調控和培育長效內生機制相結合，防止恒大等房企困境引發金融危機，儘快培育起健康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對築牢中國全面崛起的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基礎也非常重要。房地產業是介於實體產業與虛擬產業間的獨特產業，是最具經濟帶動效應和最賺錢的產業之一，也是唯一密切聯接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各領域因而與“五大文明”建設都密切相關的行業。房地產問題關涉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民生改善、經濟結構轉型、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生態環境保護等許多重大問題，是防範各種債務風險和增強民衆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進而穩步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大關鍵問題，事關中國能否完成全面崛起的最終目標。
第二，堅定不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面提升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營造有利於中國全面崛起的國際環境。在逆全球化甚囂塵上、新型全球化面臨挑戰的形勢下，中國要保持戰略遠見和戰略定力，以更堅定的自信全面深化改革，以更開放的胸懷擴大開放，優化內外統籌，促成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良性互動的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中國既要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須關照全人類共同利益，以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服務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事業，全面參與、積極引領全球治理，促進融中國夢和世界夢為一體的相互尊重、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國際關係。美國霸權吸引力式微時，正是增強中國軟實力的大好時機。中國要主持國際正義，占住道義高地，并力所能及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大力推動構建以“一帶一路”為主要國際合作平台的新型全球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是為促進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減少“治理赤字”而貢獻的中國方案，是為世界各國擺脫“安全困境”、實現“積極和平”和突破資源、環境、制度等多重發展瓶頸從而消除“發展赤字”而貢獻的中國智慧。這對不斷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從而實現全面崛起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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