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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進軍烏克蘭之後，拜登對俄發起強力制裁。 |
中評社╱題：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看近期俄烏衝突 作者：李海默（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青年副研究員
【摘要】本文分析認為，2022年春季的烏克蘭危機，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大事，而且可以和美國內部政治進程走向聯繫起來一體觀察。本文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近期的俄、烏衝突。一方面，歐洲很有可能會進一步偏向美國，尤其是向美國尋求安全上的保障。另一方面，美國內部政治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特朗普和共和黨人將會藉由烏克蘭事件態勢對拜登出招，一切端視拜登政權是否能够有效地穩住陣腳，如果特朗普捲土重來的風潮無法被遏制，歐洲列國將不會敢於過度親近美國。而有關於中國方面立場，本文提出的主要建議就是進一步深化和鞏固中歐之間的經貿協作關係，確保其不會遭受大環境變遷的衝擊。
2022年2月俄烏衝突升級，普京進軍烏克蘭之後，拜登對俄發起強力制裁，但同時將行動的界限大致定在“會支援武器給烏軍，但不會命令美軍直接下場作戰”，以避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或“核大戰”。
與此同時，特朗普在美國國內一再宣稱拜登無能、愚蠢、軟弱，根本不是普京對手。雖共和黨內亦有人不滿特朗普對普京太客氣，但特朗普僅僅祗是相應適量調低了對普京的吹捧（對俄國行動也做一些表面上的譴責），并未因俄烏事態而絲毫停止對拜登的猛攻。按照特朗普的說法，美國在烏克蘭事態上的做法，和去年的撤出阿富汗行動并無二致，都是徹頭徹尾的大失敗。
本文將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視角出發，看待近期俄烏衝突和地緣政治格局變化〔1〕。
一、烏克蘭對於美國的緊跟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看學者Ondrej Ditrych於2014年左右完成的研究。他預計當時的烏克蘭危機會有三種潛在的可能走向，分別是正常化（normalisation）,烈度升級（escalation）和“冷的和平”（'cold peace'），後兩種的可能性遠遠大於第一種〔2〕。而我們現在正目睹的情況基本就是從“冷的和平”直接跳躍到烈度升級狀態。
學者F. Stephen Larrabee早在2010年時就已經指出，就地緣政治而言，摩爾多瓦、烏克蘭、格魯吉亞和白俄羅斯這些國家其實前途都并不完全確定，將是各方勢力爭逐的角力場（up for grabs）〔3〕。從現在的局勢看，這種預判其實很高明，因為十多年來，白俄羅斯已完全站隊到俄羅斯陣營序列，而俄羅斯已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發生過戰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地區會一直是大國角力的熱區。
如果往前追溯，至少到2021年4月中，本輪俄、烏衝突就已經埋下了種子。2021年4月初，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公開呼籲北約儘快推進接納烏克蘭的進程，稱這是解決烏克蘭東部地區衝突的“唯一途徑”。他呼籲北約2021年內把烏克蘭納入“北約成員國行動計劃”，即把烏克蘭視為北約候選國。2021年6月14日，北約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舉行領導人會議。峰會聯合公報提及北約支持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國，但沒有提出時間表。光是這一件事，就足以埋下2022年初俄、烏衝突的導火索。在當時，其實拜登立場比較曖昧，并沒有把話說死。他告訴媒體記者，烏克蘭能否加入北約取決於烏方是否達到北約所列標準，烏克蘭仍需解決腐敗問題；烏克蘭“入約”并非美國一方說了算，還要說服北約其他成員國〔4〕。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到烏克蘭對美國的緊密追隨。早在2016年11月，聯合國發表決議譴責對納粹主義的美化，當時投反對票的是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烏克蘭和帕勞〔5〕，當時美國的主要說法是：第一，他們要顧及到所謂言論自由原則；第二，他們認為這是在推進俄方的方案與計劃，而烏克蘭在當時緊隨美國路綫。到了五年之後的2021年12月，聯合國再次進行相關議題表決，投反對票的祗剩美國和烏克蘭兩國〔6〕，49張棄權票大部分是由美國盟友投出，其中包括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立陶宛等〔7〕。這就非常說明問題，其實烏克蘭當時完全可以投棄權票的，然而它卻并沒有這樣做。考慮到2016年11月仍是奧巴馬執政時代，我們因此可以說，烏克蘭對於美國民主黨政府的對俄路綫是一貫比較支持配合的。美國，尤其是民主黨政權（奧巴馬-拜登）與普京就烏克蘭問題的看法本來就是有天壤之別。學者Olga Baysha在2017年的論文中就已經寫道，奧巴馬政府將烏克蘭視為一個整體劃一的統一國家，安全遭受來自外部的威脅；而普京則認為烏克蘭的東南部人民都是心向俄國并因此遭受著來自基輔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的不斷滋擾挑釁〔8〕。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俄國對烏克蘭的行動有可能會使歐洲國家更趨於倒向美國一邊，和美國的政策路綫團結得更緊。如果是這樣的話，對於拜登就是一筆還挺不錯的買賣。
此外，2021年5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其最高拉達提交《原住民權利法案》，認為烏克蘭俄羅斯族不屬於烏克蘭原住民。這似乎也屬於不必要的過激舉動。
當然，按照烏克蘭的觀點，它之所以要積極尋求加入北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此前克里米亞事件的刺激，亦即，是一種類似於“應激性”的反應〔9〕。這也許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從純粹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似乎還是很不明智。
在2021年6月刊於《中國評論》月刊的小文中，筆者已指出：“拜登在對俄態度方面明顯比特朗普更為強硬，拜登這種拉一邊、打另一邊的態度也許正是最近烏克蘭局勢一度緊張的原因之一。有西方學者的研究也指出，拜登的整個政治生涯的一大核心特質就是所謂強力回擊來自俄羅斯方面的進取和挑戰”〔10〕，在這種狀況下，過分緊跟美方路綫，其實并不符合烏克蘭自身的利益考量。
學者Robert Hunter指出，一切的最初起源是，蘇聯解體之後，西方世界未能充分有效說服俄羅斯參與到歐洲發展建設的進程中來，也沒能幫助俄羅斯實現這樣的目標，北約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國的許諾，勢必會引起俄方的警覺和反向作用力〔11〕。在2019年時，學者Barbara Pisciotta曾發表了這樣一份研究，他指出，俄方的核心戰略思想就是，遏制美國在東歐區域的擴展，如果美國試圖進入那些蘇聯時代留下的勢力範圍區域，俄軍將全力反抗。在這一戰略指導思想下，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俄軍行動意圖并不在挑戰美國全球霸權，而是在於保存住俄國對其傳統勢力範圍和周邊國家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也就是說，俄國無意挑戰這個勢力範圍圈以外的，美國在全球其他各地的霸權優勢地位〔12〕。
二、從美國內政的角度看
衆所周知，目前美國國內政治最大的特色就是其極化現象。
現在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已可用所謂“系統性的”來形容。學者Lucian G. Conway, III等人研究了特朗普和拜登的發言文辭風格之後指出，不僅是特朗普和共和黨方面，就連拜登和民主黨方面的用詞與修辭普遍都變得更直白更簡單〔13〕，於是自然充斥著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的交互攻訐。
藉著烏克蘭危機，特朗普對拜登發起了多輪攻擊。比如，特朗普說，俄羅斯在拜登治下“正由於油價的上升而變得異常富裕”，特朗普在此的潛台詞很明確是說，油價上升，是由於拜登施政無方而導致的〔14〕。2月26日，特朗普在CPAC活動上說：“衆所周知，如果我們的選舉沒有被操縱，如果我是總統，這場可怕的災難就不會發生。”特朗普堅稱普京的確很聰明，“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領導人真是愚蠢、愚蠢，如此地愚蠢”。特朗普還做了這樣一種話術叙事：小布什年代俄國打了格魯吉亞，奧巴馬時期俄國動了克里米亞，拜登時代俄國打了烏克蘭，於是，特朗普就可以吹噓自己是21世紀以來唯一一個在其任內俄國沒有對別國動武的美國總統。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Nikki Haley直接說拜登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處理手法是完全失敗的。
我們也可以從美國共和黨人克魯茲（Ted Cruz）對拜登的批評來看這個情況。克魯茲公開對媒體說，當前俄羅斯對烏克蘭動武其實是完全可以被避免的，而之所以未能被有效避免，最主要就是拜登犯下了重大的戰略決策失誤。克魯茲還詳細說拜登犯了哪兩個大錯誤，一是去年的阿富汗撤軍荒腔走板，等於是將自身的虛弱暴露給全世界；另一是在北溪二號問題上立場溫和合作，等於也是給了俄羅斯實現其戰略目標的可乘之機 〔15〕。
特朗普在美國國會衆議院的忠實擁躉Elise Stefanik 則公開說拜登軟弱無能，完全不適任，在他治下，整個世界都變得更加危險，拜登帶來的不是通過強大實力所確保的和平，卻是顯示出由虛弱無力而招致的戰火（Rather tha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we are witnessing Joe Biden's foreign policy of war through weakness）〔16〕。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特朗普一度說普京“天才”，這種講法未必會得到很多共和黨人認同，因為事實上很多共和黨人就在批普京。不過，實際上，特朗普之所以要公開說普京“天才”，實際也是一種對比性質的話術，因為這樣就可以反襯出拜登的“愚昧”和“無能”。
自然，民主黨陣營方面亦有所反擊。美國政治評論人Steve Benen在MSNBC撰文稱，若論及俄羅斯為何不在特朗普執政時代揮兵烏克蘭，一個很有力的答案是，那時特朗普幹的一系列事情都符合普京的利益計算，普京高興還來不及，為啥要出兵烏克蘭給特朗普添堵呢？
似乎美國親民主黨媒體都偏向持這種論調。比如，CNN的一篇報道稱：特朗普不斷嘲笑并弱化了北約組織，是拜登團結起北約的力量共同支持著烏克蘭（After Trump derided and weakene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Biden has rallied NATO on Ukraine's behalf）〔17〕。但我們要思考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即，特朗普雖從全球範圍將美國力量慢慢縮回本土，但在烏克蘭這類地方確實并沒有爆發出激烈的區域爭端。
烏克蘭對於美國內部政治介入之深，還可從另一個維度看出來，亦即特朗普和拜登都曾深度牽扯到烏克蘭事態。2019-2020年間的特朗普彈劾案即是與烏克蘭有關，2019年9月25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將一封檢舉信遞交國會，該檢舉信涉及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於2019年夏天一次通話內容，特朗普被指在通話中施壓澤連斯基調查其政治對手。而在2020年大選中，拜登方面又曾出現過所謂“烏克蘭門”，媒體爆料其子亨特·拜登曾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關係為烏克蘭天然氣公司布里斯馬集團謀取利益〔18〕。把這些事件聯繫起來看，即可知烏克蘭早已是美國內政中的一個熱點詞。還有一點特別有趣的是，其實，美國國內政治也有一種“烏克蘭化”的潛在傾向。哈佛大學教授Steven Levitsky等人的研究指出：在未來，“美國的政治可能不會變得像俄羅斯，而像它的鄰國烏克蘭。烏克蘭幾十年來一直在民主和競爭性威權主義之間搖擺，這取決於哪一方勢力控制了行政機關。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的總統選舉將不僅僅是在幾套相互競爭的政策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在國家走向民主還是走向威權的問題上做出更根本的選擇”。
2022年2月底進行的多份民調顯示，拜登的民意滿意度不斷探低，其中由《華盛頓郵報》等機構進行調訪的民調顯示，拜登滿意度僅為37%〔19〕，而福克斯新聞所進行的另一份民調則顯示，比起對普京，有更多的共和黨人對拜登持差評，同樣比起對普京，有更多的民主黨人對特朗普持差評〔20〕。
因此，儘管歐洲很有可能會因為俄烏事態而進一步偏向美國，尤其是向美國尋求安全上的保障，但美國內部政治鬥爭“樹欲靜而風不止”，特朗普和共和黨人會藉由烏克蘭事件態勢對拜登出招，一切端視拜登政權是否能够有效地穩住陣腳，如果特朗普捲土重來的風潮無法被遏制，歐洲列國將不會敢於過度親近美國。
不過，從一些最新數據看，烏克蘭事態似乎對拜登影響并不那麼大，既有些加分部分（比如對俄制裁），也有些減分部分（比如未能擋住俄國出兵），兩廂抵消，而且拜登基本上是跟著美國民意的主綫在走，亦即強力制裁俄國，但不會為了烏克蘭而捲入直接戰爭。從這種角度看，如果未來對比式民調中拜登的民意支持率持續地低於特朗普，很大可能還是由於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不佳所導致，烏克蘭事態似乎并不那麼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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