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政府第一任期中，面對大陸和美國間的互動關係，尚可保持一定程度的穩定及和平；但隨著美國和大陸在各項議題的角力及大國博奕的情況下，台灣在諸如南海問題、諸多經濟議題選擇上都有選邊站的壓力，這需要相當智慧的處理及承擔不表態的壓力，但在馬政府第二任中，可以預見台灣的處境及抉擇將越來越艱難，要想維持均勢及三贏的局面，難度不可謂之不高。
如果以台灣為主，台灣必須保持與美國、中國大陸及日本等距的關係，那麼在操作上則具有相當的難度；更不是操之在台灣的選擇，“親美、友日、和中”的策略對台灣雖是有利，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當局不見得會對此順序感到滿意，畢竟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是有親疏之別；但困難的是，親疏之別倘若在同一層次議題類比倒也好處理，問題是台灣在採取親疏政策時，所考量的主要層面是議題的屬性及不同層次面的探討。
長久以來，台灣在西方民主自由價值的影響下，政治軍事上的現實自然與美國較近，但實也不願成為被利用及被支配的工具；在經濟上及文化上與大陸由於同文同種，共享中華文化與歷史經驗，自然與大陸較為接近。但無論如何，選邊站總是一種壓力，考量的是所處環境、實力及心理狀態的認同感，兼顧有形的理性評估及無形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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