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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似乎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 |
就中美經濟關係而言，美國維持對華交往既往優勢的思維更加明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美建交幾乎是同步的，美國利用其資本、技術、管理、人才、創新等優勢在中美經貿關係上佔據了居高臨下的優越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時及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對美國的需要的確遠遠大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也正是因為如此，美國敢於借中國的政治風波發動對華制裁，其後又將中國人權與所謂最惠國貿易待遇掛。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經濟實力持續崛起，截至2009年底，中美兩國的GDP差距已從1979年的15倍縮小至2.9倍，尤為重要的是中國持有8948億美元債券，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是從美國國內最近圍繞中美貿易逆差和人民幣匯率展開的爭論看，動輒施加制裁的主張仍然大有市場，甚至連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也公然叫囂對華發動貿易戰。顯然，在這部分人看來，美國在對華貿易關係上的優勢地位似乎並沒有發生任何大的變化。
就政治關係而言，美國的例外主義和傳教士精神，使其在對華交往中具有一種由來已久且自命不凡的道義優越感。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曾借助日內瓦人權會議對中國屢次發動人權圍攻，並把和平演變奉為對華戰略的主要核心。進入新世紀以後，由於受新保守主義宗教理念及小布希個人的宗教信仰的影響，美國對華人權外交開始披上宗教自由的外衣，新保守派還試圖以意識形態一致為基礎，構建圍堵中國的新的聯盟體系，如美、日、澳、印四國同盟等構想。奧巴馬政府上臺後，由於應對金融危機的現實需要，一度在人權、民主等問題上保持相對低調，國務卿希拉蕊曾公開表示意識形態分歧不應妨礙美中兩國針對全球性危機展開合作。但是，一旦美國經濟回暖復蘇的前景確定，奧巴馬政府迅即重新豎起了人權外交的旗幟，其標誌是去年12月奧巴馬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及希拉蕊的“21世紀世界人權議程”演說。此後，中美關係很快收到波及，奧巴馬政府先是借“穀歌事件”攻擊中國缺乏“言論自由”，接著是奧巴馬在白宮會見達賴。至此，人權問題實質上高調重返美國對華政策議程。
戰略守成思維在中美軍事關係中有著更加真實的體現。就軍事安全而言，處於霸權上升期的國家其主導心理大多是古典政治思想家所描述的那種“野心、抱負與激情”，而處於霸權護持階段的國家主導心理更多地表現為不斷放大的“恐懼”。美國作為世界第一軍事大國，從不諱言自身的超強軍事實力與地位，但內心又彌散著自我臆造的恐懼。今年2月，美國新版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公開宣稱，美國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遠距離發動並維持戰爭行動的國家，但是就是這同一份報告，又把至今沒有一艘航母、沒有一處海外軍事基地的中國列為潛在的敵對國家，稱中國的“反介入”（anti-access）戰略已對美全球投送能力構成威脅，同時指責中國軍事現代化缺乏應有的透明度。
奧巴馬在處理中美關係時缺乏戰略魄力
優勢保守思維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無可厚非，但問題是世界權力結構的深層調整呼喚秩序與利益的有序調整。大時代呼喚大變革，大時局需要真正具有戰略眼界和戰略魄力的政治家予以駕馭。戰略守成思維的延續彰顯奧巴馬缺乏長遠經營中美關係的個人魄力。奧巴馬雖憑“變革”口號起家，但他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戰略魄力。
首先，他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具有明顯的情緒化反應。奧巴馬執政以來，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內容廣泛、目標宏偉的國內、國際政治議程，力圖重塑美國的形象與世界主導地位。然而直至年終歲末，奧巴馬無論在內政外交層面似乎都乏善可陳，個人民意支持率一度從上任時的74%下降至47%。奧巴馬本希望借助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通過向中國施壓，在外交方面贏得政績，但計畫落空。奧巴馬的對華“失望”情緒，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在極短的時間內，連續向中國揮舞大棒，穀歌事件、對台軍售、會見達賴等一系列“反彈”動作接踵而至。其次，置中美關係的大局於不顧，極易屈從與國內利益集團的片面要求。中美經貿關係，儘管存在差強人意的不足之處，但畢竟是中美相互依賴關係的基礎紐帶，奧巴馬上任以來，已屢屢屈從於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對華採取貿易保護主義行動。最後，無視中國勢力地位的變化，想當然地認為中國的反應完全在其掌控之中，但事實證明中國的支持與合作已經成為美國行使“全球領導權”的一個必要條件。
最近，“北京共識”的提出者約書亞．庫珀．雷默提出了中美“協同進化”（co-evolution）的概念，大意是奧巴馬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時需要拋棄過時的理念，對待中國不能再用“遏制”的冷戰思維，但幻想中國能夠更加支持美國的利益也不現實。因此，面對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國需要改變，美國也同樣需要改變，雙方應像自然界的某些物種一樣，通過“協同進化”來相互滿足對方的利益需求。實際上，雷默不過是用含蓄的方式提出了中美之間如何進行權力和利益的和平讓渡問題，而這也正是戰略美國戰略守成思維的要害所在。雷默還進一步指出，奧巴馬需要在看待世界的傳統方式和思考權力的新方式之間作出選擇，因為他將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利用具有活力和創造性的政治才能重塑一種決定今後50年全球力量佈局的一對國家關係”。這顯然是對奧巴馬的戰略魄力提出了期待。
不過，美國的戰略守成思維也從另一個方面彰顯了中國秉持戰略耐心的必要。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上升，但是並沒有像西方學者說的那樣已經到了可以修正美國行為的“臨界點”，對此，中國有足夠清醒的認識。退一步說，即使中國具備了那樣的實力，仍將奉行和平發展的一貫道路。有此兩點，足以決定中國必須繼續對美保持戰略耐心。事實上，正是中國的戰略耐心使得中國對美國霸道行為的反應始終維持在有理、有利、有節的適度範圍之內。中美關係經過此輪波折，能在短時間內出現轉圜，顯然與中國維護中美關係大局的戰略胸襟密不可分。
總之，此輪中美關係的震盪已經折射出兩國關係正在經歷性質上的巨大轉變。美國明攻實守，試圖維持對華交往中的既有優勢；而中國守中有進，塑造中美關係進程的主動性增加，分量進一步加重。在4月12日的胡奧會上，奧巴馬重申美方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中國核心利益，將謹慎處理敏感問題。可以看出，經過此番波折，奧巴馬對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似乎有了更加具體的認識。今年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鑒於美國戰略守成思維的長期性、美國國內政治情勢的不斷變動，中美在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投資環境改善等經濟領域的摩擦不會減少。就奧巴馬本人而言，醫保法案的通過以及美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簽訂，雖有利於鞏固奧巴馬總統的政治地位，但尚不足以彌補其戰略魄力不夠的缺點。因此，未來較長時期內，中美關係可能仍將維持振盪上升、曲折前進的基本趨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0年5月號，總第14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