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老思路處理新問題
其次，“新冷戰”有可能在亞太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中美兩國首腦確定致力於建設面向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係，但是隨著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明晰化，美國試圖使用“贏得”冷戰的思路和套路規劃和塑造亞太地區的未來的意圖日益明顯。
第一是仿照構建跨大西洋同盟的方式，提出以打造“跨太平洋體系”為美國亞太戰略的總體目標。具體做法是在現有“軸輻式”同盟框架體系下，以日美同盟為基礎，構建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美日與東盟等小三角合作框架，彌補“軸輻式”單一架構下多邊協調不足的嚴重缺點。美國只要在安全上能夠持久穩定其亞太同盟體系並不斷強化其同盟間的多邊協調，美國拼湊亞洲版“北約”的目標就基本實現。
第二是接受放任歐洲一體化進程，最終讓歐盟在經濟上形成與美國並立的獨立一極的教訓，決心防止亞洲出現排斥美國的區域一體化合作進程。2009年日本鳩山政府因提出構建“東亞共同體”構想曾引起美國方面的強烈不滿，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澄清提出該倡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並要求日本澄清該構想是否包含美國。“東亞共同體”雖然不了了之，但美國對亞洲區域主義發展的戒心明顯加重，並隨之確立了全面捲入亞洲各層次一體化合作框架的方針。美國相繼宣佈建立美國東盟“10+1”對話機制、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及東亞峰會，尤其是力推TPP擴大，欲使之最終成為以APEC為總體框架的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美國還有意以高門檻的方式將中國排斥在TPP之外，表面上是要“倒逼”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但實際上是要長久保留分裂和分化亞洲的經濟杠杆。由此，亞太區域主義自主發展並成為獨立一極的風險將大大降低。
第三，意識形態劃線的做法若隱若現。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失敗曾令奧巴馬政府一度在民主人權促進問題上格外低調，但今年“阿拉伯之春”的發生又讓奧巴馬政府重新找回了“自信”。奧巴馬在澳大利亞議會的演講比以往具有更加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他在談及經濟增長與政府治理的關係時稱，“從長遠來看，民主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缺乏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在談到發展模式時稱，除了西方發展模式，“由一個人或委員會統治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模式都已經得到過嘗試並已經失敗。”自視為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指路人，稱“歷史是站在自由一邊的，即自由的社會、自由的政府和自由的人民。亞太地區及全世界的未來屬於堅持這種理想的人們。”
對華採兩手策略
第四，樹立假想敵，將中國確定為最大的潛在戰略競爭對手。長期處於霸權地位的美國，出於保證自身領導地位絕對安全的考慮，對後來崛起的大國具有天生的疑懼，尤其是在自身實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之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最近一次演說中曾說：“我們面臨來自新興力量的威脅，如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我們一直都知道的國家。我們努力確保我們一直在太平洋地區擁有充足的軍力，確保他們知道我們永遠不可能離開此地。”眾所周知，美國最近一直鼓吹美印是天然的同盟，但即便如此，美國仍對印度心存戒心，可見美國在審視其霸權地位的安全時，可謂已經達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另一方面，金融危機使美實力受到重創，美經濟復蘇步伐過於緩慢，面對經濟仍然蒸蒸日上的中國，尤其是一個意識形態、發展模式都與美國迥然不同的中國，美國的焦慮感明顯加大，對中國進行打壓的心理及戰略需求同時上升。主要手段包括：通過國際規制打壓，高調指責中國“玩弄制度”；無視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處於貿易赤字國地位的事實，將人民幣匯率與美國失業問題生硬掛鈎，屢屢用作打壓中國的大棒，試圖通過打壓中國經濟競爭力，改變其長期以來的貿易赤字國地位；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不斷挑起事端，試圖利用安全問題使中國陷於“孤立”。
美國一再宣稱歡迎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但其政策行為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至少總是給人留下完全相反的印象。希拉蕊一再聲稱“中美關係不能失敗”，這話如果對著中國人說，人們自然聯想到是中美合作，但是如果著重對著其盟國說，則無異於是說“我們一定要聯手壓住中國”。
結語
總之，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浸染了過多的冷戰色彩，融合了過多的冷戰元素，儘管它與真正的冷戰仍有很大的區別，當今的國際環境也與以往迥然有異，但危險的是，美國近期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安全領域的一舉一動，如“軍事圍堵”、“挑撥離間”以及“意識形態打壓”等，都很難不讓人聯想起它在冷戰時期的所作所為。正如美國的一則諺語稱：“如果看起來像鴨子，走路像鴨子，叫聲像鴨子，那麼它就是鴨子了。”誠如此，“新冷戰”在亞太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儘管目前看來這種可能性仍然很低。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2月號，總第1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