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此原則和標準來看，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其合理性顯然不容置疑。原因有二：
一是從道義上看，迄今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占全球的80%，按照“罪罰相等”的原則，發達國家顯然要承擔更多的歷史責任。
二是從能力上看，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等方面，也具備了承擔更多責任的條件。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主要是用來滿足高標準甚至是奢侈生活的，而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主要是用來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顯然，用於暖氣鍋爐的燃煤排放，與用於做飯的燃煤排放，其減排次序是不應當處於同一等級上的。《哥本哈根協議》堅持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許多人把它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勝利，其實從更高的境界來看，這是全球減排運動的勝利，因為只有堅持這個原則，減排運動才能進行下去。
但問題是，“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只是個定性的說法，具體到應有多大“區別”，卻依舊是個費神的難題。歐盟原先承諾的減排目標是2020年比1990年降低20%，這次大會上歐盟又提出，如果其它富國跟進，願意將這個標準提高至30%。應當說，這個承諾是履行了“有區別”的責任的。至於這個“區別”是否足夠大，這就要看誰判斷了。一方面，它比《京都議定書》設定的發達國家應減排30%—45%的最高標準低了很多，另一方面歐盟認為，在許多非歐盟富國減排目標要低得多，發展中國家又無強制減排目標的情況下，自己單獨提高減排份額的意義不大。毫無疑問，歐盟也有自身的問題，但你也不能說它沒有減排誠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