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有一個特殊用語：“寫”。寫蘭，寫竹，寫山水，寫人物……落款也不曰“畫”，而曰“寫”，就因為它依仗於書法的用筆，說明繪畫如同寫字一般。戴熙《習苦齋畫絮》說：“作書如作畫者得墨法，作畫如作書者得筆法……故作字曰寫，而畫亦曰寫也。”周星蓮《臨池管見》說：“字畫本自同工，字貴寫，畫亦貴寫。以書法透入於畫，而畫無不妙；以畫法參入於書，而書無不神……其書其畫類能運用一心，貫穿道理：書中有畫，畫中有書。”這都足以說明中國繪畫不重畫而重寫的獨特現象，而這在西方似乎是不可理解的。正因為如此，中國藝術文化史上，不但善畫的書法家極多，而且善書的畫家更不可勝數，正因為如此，中國藝術文化史上，自唐明皇題“鄭虔三絕”以來，詩書畫三絕的藝術家不可勝數。明代的徐渭還自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揚州八怪中的鄭板橋，以“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著稱於史。他還為個道人畫册題道：“以書如畫”。在現代，一些著名的畫家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潘天壽、傅抱石……都擅長書法，得力於書法，他們的畫中也均有濃鬱的書味在。齊白石還說：“我的詩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畫第四。”這和徐渭一樣，次序排列中大有文章。
書畫同源，這是作為姐妹藝術的書與畫各自發展的歷史起點。中國書法和中國繪畫從這一良好的端點出發，經過了既有質的區別，又有某種特殊的交叉、聯繫的漫長歷程。在這一藝術歷程中，書畫發展的軌跡不是兩條平行的線，而是在平行發展中表現出有傾向的靠攏。中國畫正是這樣地發展過來的。這是藝術歷史的實證、華夏美學的規律，也是書畫同源根植的悠久文化傳統。
另外，書畫同源從精神層面上談，都會涉及到意象、陰陽等觀點，我們認為這是與書畫起源與《周易》相關的。比如《易傳.系辭上》：“子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日：‘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這是聖人在體悟宇宙自然而獲得的一種直觀歸納與微妙的感受，在取”象“的基礎上更注重取“意”。所以那“意”很“玄”，用語言是難以盡情表達得出，是一種超乎象外的言外之意。而這以象達意、以形傳神恰恰卻與書畫上追求的“神韵”“意境”不謀而合。在此，清.劉熙載很直接地借用，來闡說書法源於卦象，在其《藝概.書概》寫道：“聖人作《易》，立象以盡意。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後天，書之用也”。他還說：“大凡沉著屈鬱，陰也；奇拔豪達，陽也”。深刻表達了陰陽剛柔二氣的凝聚諧調，是中國書畫的命脈靈魂。兩者之間是何等的契合。早期的書法和繪畫感悟於卦象、意象，東漢蔡邕在其《九勢》說：“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矣，陰陽既生，形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其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其意思就是述說了書法創作應該始於自然，有了自然才會產生陰陽。有了陰陽，那姿態與氣韵就產生了！他在自然中找書法之本原，書法之美學，這正與周易是殊途同歸。兩者同為尊崇天地、妙合自然。也有了張璪的“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與石濤的“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倡議。主張書畫家應該走進大自然，從自然界去吸取營養與智慧。然後，用筆去盡情抒寫，讓作品更富有生命力。所以《周易》把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提高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漫長的書畫史上，五代的荊浩、關同，唐代的張旭、懷素，北宋的範寬、李成、郭熙，元代的黃公望、王蒙、倪雲林，明代的文微明、徐渭，清代的四王、四僧，現代的黃賓虹……等無不受到《周易》理論所影響……從而中國繪畫、書法兩者的藝術思想也因為在起源上受到《周易》的一定影響而一脈相承，殊途而同歸。
千百年來，書畫藝術作為我們民族傳統藝術的精華傳承不滯，而“書畫同源”則成為對書畫藝術的傳承與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美學話題。我們在進行書畫藝術創作和分析書畫藝術區別的時候，還應該看到書畫和繪畫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又是內在聯繫的。只有在掌握書法、繪畫的基本技法、熟悉其規律，尋繹二者在精神層面的淵源，才能很好地相互借鑒和吸收，創作出更有水平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