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6日電／光明日報刊載作者張然的文章說，每一段題跋、每一個印章都表明原帖傳承過程中經歷的驛站，牽連著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記憶，代代因襲相傳，構成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鏈
書法是中國文化特有的形式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人審美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當名人名帖流傳於世間，收藏者、鑒賞者在帖的前前後後留下的題跋款識、收藏印章，使原帖叠加上愈來愈多的歷史記憶，變為愈來愈長的長卷，代代因襲相傳，構成一種中國特有的文化鏈。
以乾隆命名“三希堂”的“三希”之首《快雪時晴帖》為例：該帖本為王羲之的一紙便箋手札，縱23厘米，橫14.9厘米，行書四行，28字。而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快雪時晴帖》卻是增長的長卷——後代收藏者、鑒賞者的題跋款識、收藏印章使其長度大大增加。
題跋款識、收藏印章等是由原帖衍生出來的，但當一紙數十字甚至只有數字的帖衍生為長卷，其原帖不僅是一件藝術品、一件文物，也以其題跋款識、收藏印章所記載的充滿奇跡的傳承過程，構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
在由書寫者（也可能是摹寫者、仿寫者）與收藏者、題跋者共同構建的文化鏈中，每一個傳承環節都是值得珍視的歷史片段。《快雪時晴帖》曾收藏於米芾的寶晉齋，入元內府後有趙孟頫“奉勅恭跋”的親筆。米芾乃北宋大書畫家、鑒藏家，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合稱“宋四家”，趙孟頫是宋元之交的書畫大家、“趙體”書法的一代宗師，與顔真卿、柳公權、歐陽詢並稱為楷書“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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